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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一机会对一国之君循循善诱，委婉形象、细致入微地讲解起治国兴邦之道来了。

本来齐宣王回应他的所有“毛病”，即寡人之“疾”，都不是什么认真作答的好话。孟子又是何等聪明敏捷的人，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但他最有趣最巧妙的地方，是对这些公然的嬉闹和对抗非但毫无责备之词，还一概都说“好啊”，一概加以肯定。这大概大大地出乎齐宣王的预料吧。齐宣王内心里的得意于是也就受到了摧折，在这场语言的机智交锋中，权力者尽管拥有天时地利的支持，也还是处于下风。孟子机巧地把随口吐出的赞叹引伸开来，借古喻今，举了许多例子，把齐宣王致命的“毛病”一一化解转移成施行“仁政”的优势和条件，并且说得文理通顺，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说到这儿，这场对谈的趣味和意义，也就尽在其中了。

国家富强到了齐宣王时期，也就由不得当政者不骄奢了。可是理想与境界高远到了孟子这样的地步，也就难以满足于齐国目前的富足和强大了。也许在孟子眼里，齐国的一切离仁政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也许这个所谓的强盛之都正危机四伏呢。事实肯定会偏向孟子的洞彻，偏向于他的忧虑。齐宣王本人虽非齐桓公当年那么淫荡无度，国政也远远没有后者晚年那样的危象，但国家积累的问题仍然极多，上层的奢糜腐败和底层的民生多艰，同样显豁地对比着。这些正在不断地发酵和酝酿，到了他的后辈齐闵王时期，一切也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以至于弄得不可收拾。

孟子的“仁政”思想当然来自孔子，他正是在孔子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新思维。这种源于鲁国的儒学之于齐国，会有极难融合的因素，因为它继承了西周正统的礼与义，又生长发育于内地平原，要在风土迥异的齐国落地生根可能是大不易的。齐国当年是与鲁国一起被封的，都是周室的嫡脉，西周王室曾经叮嘱它们之间永世不得相冲突。可是后来鲁国越来越弱小，齐国也就瞧不起这门穷亲戚了。两国不仅时有争执，而且齐对鲁还有过攻城掠地的不义之举。对于齐国来说，儒学等于是“小国大言”，根本打动不了齐国的心。

齐宣王并不是一个十分好色的君王。说到底，他最喜好的还是称霸中原，是一统中国，一直梦想取得当年西周那样的地位。“好色”是他自己说的，这往往并不能做数；而“喜文学游说之士”，却是正史上清清楚楚记载下来的。所以稷下学宫到了他这一代，也达到了最为鼎盛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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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见原书第八章之《恣意的代价》）

历代权势阶层要形成自己的统治集团，都要与这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力量加以结合。在齐桓公时期，是世袭贵族与管仲为代表的工商势力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集中了传统政治权威和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所以当时在齐国是一种最强势的组合，国内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匹敌的第二力量出现。工商阶层如果单单以人数论，当然远不如农业人口众；但在齐国，这却是一个极有实力和历史的特殊群落，控制了盐铁渔织以及所有商品的流通，等于是扼住了一国的经济命脉。管仲的改革虽然让盐铁变为官营，但不可能彻底抽掉和摧毁原来的产销体系，而是只能改造和利用这个体系。

管仲时期的治国模式和经营理念，对齐国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强大的物质积累是谋求霸业的君王们梦寐以求的，而管仲的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这一积累。无论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还是孙子齐闵王，都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工商业在齐国全部产业的比重中所占的份额，自很早以前就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大的，这就成了齐国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对比齐国，一个最为不同的例子就是西部的秦国，在那里，从商鞅到李斯，没有一个为相的人敢走管仲的道路，相反他们还要制定严厉的法律，全面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所以秦国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形成代表工商利益的阶层，而只能是新兴的地主势力与王室权力的联合。齐与秦这两种不同的政权组合形式，当然反映着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施政方向，也是决定今后统一路径的最重要的因素。

比较起来，齐国更像一个现代国家，物质丰富，五业并举，一度还拥有天下第一流的学术与艺术。可以稍稍展开一下想象，如果不是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战国，那么在军事方面，齐国将有足够的财力开展军事科研，并购买和研制最现代化的武器，国防应当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为它的工业力量和制造技术天下无敌，支持这种军事扩张的物质基础是非常牢固的。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