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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