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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它只适用于一个正常的人，而对于那些不正常的人来说，它则是强大的罪恶的驱动力。除了那个精神病人以外，影片中的所有男性都同样是不正常的，萨德的疯狂与麻木不仁，柯拉尔的残暴与虚伪，还有库尔米耶的懦弱与自欺欺人，而他们则恰恰是社会的主体，代表着人性与权力还有宗教。于是，作者呈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

当一个个患有风湿的骨骼构筑出这个病态的剧本时，影片以它内在的恐怖上演了。现在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来审视这部影片的真正含义。前面已经说过，这部影片是以*的萨德作为载体而出现的，所以它并不能谈上是一部关于*的电影，虽然它的确有着数不尽的*意味，而另一方面，它的人欲与权力的对抗在影片结尾处也变得模糊不清，人欲带来了罪恶，而权力也向世人妥协。仅仅是一年之后，一切的对抗都变得毫无意义，时间是强大的。此时，我们不难想象作者的观点并不在于一定要分出个孰胜孰劣，相反他可能认为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一切都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现象，没有什么力量是完美无暇的，也没有什么力量是可耻的，而那种对抗也是必然存在的。

当影片的结尾处，精神病医院居然呈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宁和，这是权力与权力所承认下的人欲的共处的结果，而此时，宗教却毫无希望地呆在自己的房间中。然而这种宁和是一定的吗？考夫曼并没有特意地指出来，而从整个故事来看，这样的宁和是具有很苍白的随机性。历史玩弄了剧情中的每一个人，而编导们也玩弄了历史。没有人欲，没有权力，也没有宗教，一切都是很滑稽的出现与消亡。于是从开始创作到整个故事都变得不可理喻，虽然影像是阴郁与恐怖的，但它丝毫改变不了这种玩世不恭似的嘲讽。将一个深刻而沉重的主题变得这样毫无力度而言，恐怕这才是导演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样的，这样的无力度也是对那些一定要研究出个是非曲直的影评者们的讽刺。《鹅毛笔》这部影片就是这样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轻浮，在轻浮中对抗，而对抗的力量同样的轻浮。

韩兮

写于2001年小西天

《东宫西宫》：沉默的百分之一

大概是几年前，中国引进了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当时，一位官员有些兴奋，又有些冲动地问，中国哪位编剧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影视界顿时哗然，然后是一片沉寂，象北京的天一样，阴晦死气。终于，一位编剧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反问，我们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有谁能够拍摄？官员愣了一下，我想他是应该愣一下的，然后很不情愿地闭上他那张只会叫嚣的嘴，而且闭得很严，连垂涎都缩了回去。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小插曲，类似于这样的插曲还很多。我无意谴责官员的无知与冲动，我也无法叫好那位编剧的真实，毕竟插曲的产生有它的背景，背景就是中国电影界存在的诸多弊病。比如说滞后的电影技术，象《冲天飞豹》中那些极不真实的画面，再比如说童稚的观众群，《东邪西毒》那样极富哲学的艺术片竟然票房惨败。所有这些弊病都是可怜的，但最可怜的莫过于中国存在地下电影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我也无须多言。当然，也许因为我已过了被教训的年龄，反倒不清楚电影的寓教功能，所以便轻狂地来横淌这片混水。

《东宫西宫》应该是一部地下电影，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王先生死去多时，剧本也获奖多年，还是没有人（指一般观众而言）能看见这部影片，这是王小波的悲哀与张元的无奈。在这个盗版已然肆虐的年代中，我似乎也明白风化加文化更为不可取。中央台从来不提崔健的名字，原因也大抵如此吧！虽然《东》的影片与我无缘，但好在剧本我已经看过了，并且不是手抄本，我感到荣幸，王小波也应该为剧本的发表而欣慰。

剧本的内容很敏感，是讲述占男性人口百分之一的男同性恋的故事。敏感的东西往往更会受人关注，想了解它的上下五千年，于是，我们先从创作的背景谈起。可惜，我无法深刻，一来是人微言轻，深说无用；二来这是个法官多于罪犯的年代，深说无益；三来就是浅薄已经象蜻蜓点水一样优美，阳春白雪者爱之，故投其所好，这样深说则无聊。

其实，我在考验自己的能力，已形成骑虎之势，有勉力为之的嫌疑，但还是要做下去。《东》的剧本很深，所以我不得不翻阅王小波的若干杂文，以求从中了解更多的精神实质，好有利于剖析剧本。王小波喜欢“弱势人群”这个词，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讲到，弱势人群就是某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自己不说话，别人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