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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只读过很少的书，小学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可是，他的文章却写的很棒。这是余成年后才发现的秘密。记得余很小的时候，父亲的案头经常摞着厚厚的书籍，更多的是印着红头顶的文件。父亲经常披衣夜读，但是很少翻开那几本砖块似的书籍。家里经常有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前来光顾，每次来手里总是攥着厚厚的稿子，看看父亲的脸色，即兴朗诵起来，有时还手舞足蹈，声音忽高忽低。父亲说他是政府里的秘书，喜欢诗歌。余虽然不谙世事，但听出他的字里行间多是激昂的口号，那些口号常使他的脖颈涨粗，情绪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每到此时，父亲就会轻轻拍拍他的肩膀，翻翻他的稿子，小声说些什么，秘书则频频点头，嘴里连说几个是字。那时文学给余的印象只是情绪的表达，或者是政治的口号，觉得文学离生活很远，和民众的感情更是格格不入，而父亲更像位老师。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单位的梅姐拿着她写的散文诗让余看，余显得漫不经心，因为余实在不懂文学。记得题目是《竹子颂》，很醒目，也很吸引人，余慢慢读下去。一句“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的句子，把余的思绪引向另一个境界。梅姐的散文诗里娓娓倾述了她难忘的童年。生活的艰辛使她养成刚毅的性格。她在结尾处写道：“苦竹经霜节还见，雪压冬梅花更香。”余想：文学竟是这样的美妙，它不仅描绘了生活，更能给予人们一种奋进的力量和启迪。几天后，梅姐的《竹子颂》登载在《长城文艺》期刊里。余仔细捧读后，又拿给父亲看。

那是和父亲的一次长谈，话题自然是文学了。父亲看完《竹子颂》，轻轻放在桌上，他的平静里饱含着激动。他不是为竹子激动，而是为余的成长而高兴。父亲从箱底搬出一本本厚厚的书籍，余一本本翻开。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特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父亲说，他最喜欢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因为书中记录了高尔基苦难的童年和他的成长过程。“那篇《海燕》基调很高，很有革命斗志。”父亲这样评价。他还谈到雨果写的《悲惨世界》，他说：“人类的苦难都有相同点。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当父亲谈到奥地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时，母亲竟然叫出保尔和冬妮娅的名字。余插嘴说：“不是一回事。”母亲说：“保尔是永不掉队的战士。裴多菲写了一首爱情诗，他的爹是个杀猪匠，娘是奴隶。”余诧愕、惊叹！母亲竟然懂得这么多！父亲接过话茬说：“外国的文学可以借鉴，国学不能丢。《暴风骤雨》、《红旗谱》是近代较好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和实践。”父亲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他对文学的理解只有像他这样从生活中走来，而又融入到生活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母亲端上茶。父亲若有所思，他突然说起了高渐离和荆轲击筑饮酒的故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传诵千古的诗句在父亲的嘴里低声吟咏，是那么悲壮。父亲拿出他那只心爱和久藏的洞箫，轻轻吹了一曲，低沉而浑厚的箫声传向夜空。父亲给洞箫套上黑色的布衣，又挂在烟黑的墙壁上。原来家乡拒马河的下游就是易水河，父亲也许想起他的童年和曾经的战斗生活，而母亲的家乡就在两河交汇的地方。余突然感到，眼前这个十足的*主义者，不仅是个革命家，而且更是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壮烈男人，他的思想和灵魂比起他的实践更鲜活和更有人情味。母亲则是众多文学母亲的化身。不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