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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在树阴下等你

那天在街头散步，忽然被一位路人认出，他热情地招呼我：“刘心武吧？你住在附近？”

我告诉他：“是暂时住到这边儿。”看他满脸欢喜的表情，我说：“我也很高兴遇上你。对我的讲座有什么意见，尽管给我提出来！”

“讲座？”那瘦高的中年男子笑了：“啊，你以为我是你那揭秘《红楼梦》讲座的粉丝吧？我倒确实是从《百家讲坛》节目里熟悉你模样的，不过，说老实话，你的讲座我看得不多，要说是你的粉丝，那并不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是你随笔的粉丝！你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的《温榆斋随笔》，我篇篇都看，看完还剪贴起来……”

啊！我的随笔也有粉丝啊！

“你的随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重样儿，有嚼头儿，行文措词挺讲究，读起来跟啃甘蔗似的，从梢往下，越来越甜，看完一遍，隔段儿时间再读，还能出新的心得……”

我当然应该谦虚。把这位读友的这些话记录在这里，说实在的我有心理障碍，一定会有人认为我是借此吹擂自己。但这是那天发生的真实情况，他确实如此这般地肯定了我的文字耕耘。我说过很多次“期盼批评指正”，那也不是虚伪矫情，但我此刻要在这里真情表白：我同样需要支持鼓励。如果你读了我的文章确实觉得不错，我希望你能跟这位读友一样——快把好话说出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每年写出、发表大量随笔。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辟《温榆斋随笔》专栏，已有十多年之久，而二○○八年在在这个专栏里发的文章最多，基本上达到了每周一篇。当然，在别的报刊上，我也还有文章发表。到二○○九年春节在鞭炮声中一算，二○○八年全年的散文随笔文章共七十篇，超过了十万字。于是，决定编成这样一个集子，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新的心灵轨迹，也为上面提到的那样的粉丝——也许像他那样的喜欢我散文随笔的人士并不多，甚至只有他那么一个。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献上一束采自心田的鲜花。

小说当然是很好的文学形式，人们重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理所应当。但是，就我们民族自身而言，从文学史的长河考察，就不难发现，诗歌与散文，实际是比小说更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散文这个名称，在上世纪白话文学之前，似乎还不流行。那以前和那以后，出现过许多概念上有所重叠的文学样式的称谓：笔记，小品，札记（记），游记，随笔，杂文……而我以为，随笔这个称谓，概括性最强，我们应该不薄小说爱随笔，才是创作与阅读的正理。

我把城里书房，称做“绿叶居”，取“我爱每一片绿叶”之意。郊区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近，就称“温榆斋”。北京的树，城里，我最爱的是槐树，城外呢，则见榆树就心生欢喜。二○○八年我写出的第一篇散文，是《人在胡同第几槐》，也就用这个题目，做这个集子的书名。

我说过，我近年的写作，是种“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我作为随笔发表的文章里，有的实际上很接近“小小说”（《北京晚报》一创刊，《五色土》副刊就设有“一分钟小说”专栏，而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一九五九年，就在《五色土》上发表了“一分钟小说”，一九八○年《北京晚报》复刊第一期上的《五色土》的“一分钟小说”，刊发的也是我的作品：《新豆汁儿记》）。我一直主张好的散文、随笔，应该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在很短的篇幅里，能够起承转合，以跌宕甚至悬念抓住读者。我种的第二棵树，就是“随笔树”，正宗的随笔与正宗的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应该避免虚构，并且将一种感悟呈现出来。第三棵树呢，则是建筑评论，我有的随笔，就属于建筑评论性质，可以叫作“建筑随笔”。第四棵树就是《红楼梦》研究，除了在《百家讲坛》上开讲并将讲稿整理成书，我也以随笔形式呈现自己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人在胡同第几槐》这个书名，我觉得足以概括出我这些文章的内涵与韵味。我的随笔里是有“人”的（绝不是光有“理”），而我定居北京已逾五十八年，“胡同”，既是我生命依恋的空间，也是我心灵悸动的源泉。“槐”，则是平民化文字的象征。我这些文字，就是写给像街上遇到我的那样的普通人读的。我觉得，编印出这本书，实际上也就是我站在槐树或榆树的阴凉儿下，等候知音。

集子里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列。我觉得这样“花插”着比刻板地“撮堆儿”更自然也更亲切。

已经奔七十去了，作为一个“老小孩”，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