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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也就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成立那天，‘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前往雅加达接侨。我清楚记得，‘光华轮’首航时，全船共189人，船长是陈宏泽，政委是袁业盛，轮机长戴金根。而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船员。”�

萧邦沉默了。虽然，他急切地想知道苏浚航的事，但当苏振海简要地讲述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时，他的心头陡然涌起一种悲怆。历史已成过去，不可更改，但惨痛的教训，实在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释怀。�

为了转移这种沉重，萧邦问苏振海：“苏老船长是学航海的吗？”�

“我哪是学航海的呀。”苏振海微微一笑，“当时的船员中，很少有懂航海的。那时，我在青岛的一家德国船公司当船员，知道了印尼排华事件后，辞职参与了修理‘光华’轮的工作，接着便自告奋勇要去当船员。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也与航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老船长一直在这条船上工作吗？”萧邦问。�

“‘光华’轮首次到达雅加达，是5月3日。当时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在大使馆吃饭。第一航次，在雅加达接侨577人，于5月17日顺利抵达黄埔港。第二、三航次去了棉兰，每航次接侨五六百人，回程港是广东湛江。难侨中，有很多是种橡胶的技术工人，回国后就到海南岛安家，发展橡胶事业。后两个航次去其他港口，整个印尼接侨工作至1961年10月17日结束，共分5次，接回侨胞两千多人。每航次接侨的港口、人数等，是由中侨委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馆安排的。”�

“难为苏老船长记得那么清楚，萧邦十分佩服。”说这句话时，萧邦是带着敬意的。�

“唉，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但这件事，烙印很深，是无法忘记的。”苏振海略一沉吟，抬头看了一眼萧邦，终于说，“其实我主动报名参加‘光华’轮接侨，除了爱国热情，还是有私心的。说来话长啊，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浚航他娘……”�

萧邦一惊。终于说到正题上了……他将身子向前倾了倾，小声地问：“您是说，苏浚航先生的母亲，也是难侨？”�

苏振海将轮椅一转，把目光投向黑沉沉的窗外，开始讲述：“这都是我年轻时犯下的罪孽……浚航的生母，也是青岛人，我俩可谓是青梅竹马。她叫李淑华，比我小4岁，12岁那年跟随父亲到印尼去了。淑华的父亲李声涛先生，最初是在印尼从事橡胶加工，后来开始涉足近海运输，有了自己的产业。1958年，李声涛先生带着淑华回青岛省亲，我和淑华阔别了14年才得以见面。当时我年届三十，早该成家了。可是，我一直惦记着淑华，不肯娶亲。我们家与李家是世交，我叫李声涛先生做伯伯。李伯伯回国，除了探亲，还要拜访一些商家，所以就将淑华安排在我们家住下，只身前往济南、上海和北京办事。应该说，这一次见面，我和淑华都有了那个意思。可是，李伯伯已经将淑华许配给了印尼的张家。张家也是华侨，在印尼已有四代，是个大家族，当初李伯伯就是投靠张家而去的。等李伯伯回到青岛，得知我与淑华有了感情，非常生气。他是传统的人，非常讲究信誉，说什么也得将女儿嫁给张家。淑华没有办法，临行前便与我有了越轨之事。回印尼后，淑华就在父亲的强行安排下，迅速嫁给了张家……

“我得知消息，悲痛欲绝，但毫无办法。过了两年，我从报纸上得知印尼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排华事件，心里十分担心淑华的安全，便趁着‘光华’轮接侨之机，主动报名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到雅加达后，急忙通过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打听李伯伯一家的情况。然而，当时印尼十分混乱，时间又紧，一时无法打探到消息，我只好托使馆的一名翻译帮忙打探，还给了他我的联系地址。第一个航程回来，‘光华’轮稍事修整。这期间，我接到那名翻译的急电，说李伯伯的庄园已被毁，东西被抢劫一空，好像一家人迁到棉兰去了。我心下稍安。但紧接着又传来棉兰有更多的华侨遭到残酷迫害的消息。‘光华’轮又立即启程去棉兰。这次我留了个心眼，央求那名翻译通过棉兰领事馆打探到李伯伯一家在棉兰的地址。可是，当我们抵达棉兰后，李伯伯和伯母已惨遭杀害，一起逃往棉兰的张家也被冲散，淑华不知去向。我非常悲伤，一面接待纷纷逃向‘光华’轮的难侨，一面向侨胞打听淑华的下落。有一个老华侨告诉我，淑华的丈夫被活活打死，淑华带着小孩逃跑了。我心中大痛，但也无能为力，只得托领事馆的人继续帮忙寻找。第三次去棉兰，已是八月份了。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