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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丹斯和米拉麦克斯绝非异数。在电影业，人人都想亲自控制传媒。但是至少部分是由于他自己手中也有期刊——那时《对话》杂志还在蹒跚学步，哈维对《愚人村》（Gotham）杂志和《洛杉矶机密》（Los　Angeles　Confidential）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哈维的份额看上去不小。最后看来，哈维仍然比雷德福高明一筹，他信奉堂·科莱昂（Don　Corleon）的教诲：“把你的朋友拉近一些，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一些。”他决定坐下来接受一个系列采访。对此，我还是心存感激的。我对那些已离开米拉麦克斯的员工们同样心怀感激，因为我无法保证依据“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给他们提供庇护，我接触过的人中有害怕讲出来的，但更多的人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要么做了录音，要么不做录音，要么二者兼做，我同样十分感谢他们。

我要诚挚地感谢琳达·奥伯斯特（Lynda　Obst），她是我认识的对好莱坞电影最敏锐的参与型评论家，也是一个才华卓著的作家，当我犹豫不决、没有把握能否完成本书写作计划之际，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还要感谢朋友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首映》（Premiere）杂志社的老同人们现在已飘散在全国各地，包括苏珊·莱恩（Susan　Lyne）、雷切尔·阿布拉默维茨（Rachel　Abramowitz）、科里·布朗（Corie　Brow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南希·格里芬（Nancy　Griffin）、霍利·米莱亚（Holly　Millea）、霍华德·卡伦（Howard　Karren）、吉姆·马斯特斯（Kim　Masters）、克里斯汀·斯皮奈斯（Christine　Spines）、马克·马尔金（Mark　Malkin）、卡尔·布罗姆利（Carl　Bromley）、詹姆斯·格林伯格（James　Greenberg）、迈克尔·谢普利（Michael　Cieply）、查尔斯·莱昂斯（Charles　Lyons）、丹娜·哈里斯（Dana　Harris）、戴维·卡尔（David　Carr），研究员斯蒂芬·海德（Stephen　Hyde），这里还应包括许多独立电影界的活动家，未能出现在这封感谢书里，他们曾热情地主动跟我联系。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本书涉及的观点由我自负文责，与他们无关。

萨拉·伯什特尔（Sara　Bershtel）和莉莎·蔡斯（Lisa　Chase）阅读过本书手稿，从编辑的角度提了许多建议，令我受益匪浅。《名利场》（Vanity　Fair）的编辑布鲁斯·汉迪（Bruce　Handy）也提出过不少忠告。

我的编辑、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鲍勃·本德（Bob　Bender）以及我在ICM的经纪人克里斯·达尔（Kris　Dahl）一如既往地对我慷慨相助。我还要感谢妻子伊丽莎白·赫斯（Elizabeth　Hess）和女儿凯特（Kate），她们经常把甜点和牛奶放在我办公室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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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1）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大制片厂对于如何顺应青年文化市场来拍电影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转而求助年轻的导演帮他们出主意。同样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一次重演。这代人一出场就拿出新颖、独特、成熟的作品。美国电影经历了长达10年的平淡无奇之后，在他们手中再次得到复兴，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新浪潮运动。

——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

1979年11月一个干冷的清晨，罗伯特·雷德福这位1970年代最耀眼的明星，在家里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导演和艺术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那是一幢用粗木材建成的滑雪别墅，高高地矗立在犹他州普罗沃峡谷（Provo　Canyon）北福克（North　Fork）的蒂姆帕诺戈斯山（Mount　Timpanogos）的斜坡上。这时，与《逍遥骑士》（Easy　Rider）横扫美国电影并引发1970年代的好莱坞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