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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一切有代价的物体，说得更直接一点，你苏州既然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开发招商时，你们不能有一点点诸如安置农民、房屋拆迁之类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则都是属于违反两国协议的行为。国际间的违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州人清楚这一点，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讲不讲信誉，中国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这既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又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形象的问题，苏州人哪敢怠慢。然而谁都知道：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广泛、全面地展开，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问题，是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涉及千千万万百姓的利益，没有人敢在这一问题上拍胸脯。�　2002湖西建设后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做得相当细致与周到的，十几年来安置了二三十万各类居民，在我走访的那些“园民”中，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安定与祥和幸福，园区带给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园区内基本上实现了零待业。但当时在拆迁房屋和安置区域内的农民和居民时不是没有矛盾，是苏州政府及园区建设规划时的政策得当，加上工作细致，才有了好的结果。不过当时园区涉及取消几个镇的行政编制和需要从别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个反对的自然是“地主”——当时还没有合并到苏州市区的吴县，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市区的相城区和吴中区。工业园区初建时，吴县还是苏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要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划走，吴县人肯定心疼。其实就是在苏州市里也有人对上面这事不投赞成票。1993年11月，经过江苏省省长办公会议定下的将吴县4个镇加当时的苏州郊区娄葑乡一起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这事连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节刚过，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带了20多位省厅局以上干部，专门来到苏州坐镇现场办公。先是做市里的工作，市里思想统一后又马上赶到吴县，省里几位大员亲自找吴县的书记、县长开会，当面问他们二人：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那架式确实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那天我在园区采访时正好路过园区内的“城市广场”，于是就顺着湖边的湖滨大道走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进入了天堂的感觉，我甚至有些怀疑这是否真的就是我的家乡苏州。因为它实在太美丽，美丽得完美无缺——那宽阔的沿湖大道，各种名贵树木和绿地毯一般的绿地，无数别致、充满水乡风情与现代化的装饰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白鹭嬉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银色游艇，还有那些欢笑、奔跑与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尽享美轮美奂的物景和倾听从花卉音箱内发出的悠扬而柔软的家乡评弹……

这是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角。这样的美景在园区内到处都是。而置身于这样的人间仙境内，你想象不出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每天能够实现亿元GDP、创造1亿元财政性收入的中国最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构想与移植至中国的“软件”，也是我们苏州人、我们中国人成功移植并再度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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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国家亮绿灯：不特有特，特中有特（1）

从新加坡李光耀资政明确表态要在中国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项目，而作为亚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实也极其高度地关注着中国政府和苏州人的行动。从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领导人见面，都会很自然地谈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根据协议，中新两国政府特别为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了一个协调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分别由中新双方各一位副总理担任，中国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李显龙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经委副主任杨昌基、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外经贸部副部长郑斯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和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及苏州市长章新胜。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员则是贸工部部长、国家发展部部长、财政部长、劳工部长、新加坡驻华大使等。如此阵营，足见中新两国对这一项目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