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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在，任嘉这个人犯了重罪，不但没有受惩处，反而以不干净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通过他这个案件查处保举他升官的人，就无法杜绝高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国家杀了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几个大贪官，但为什么豺狼般的贪官于今不绝呢？就是没追究保举人的责任的原因！

“历史上，齐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国内政治作为就是：杀了五个奸臣，而且追究保举他们的人的责任。如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就不非议朝政了。现在绝不能当断不断，继续纵容犯罪。凡是圣明的君主，听到仆役童子及一般妇女的进言，都把他们当作加给泰山的微尘，当作集于淮海的雾气，这微尘、这雾气虽然未必有益于泰山之势、淮海之气，但总是没有害处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顺帝看罢告状信倒没说什么，反而是朝中大臣们大为不快，因为如果查处任嘉的案件或许会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责杨伦言辞不逊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紧接着又有朝中的低级官员说，杨伦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以求正直名声。最后，罪名归结到对皇帝的不尊敬方面上来，杨伦被第二次判刑，不过判得比较轻，“结鬼薪”即给公家砍柴顶抵罪行。

腐败集团还是比较客气的，要在“不敬”二字前头给加个“大”字，非要了杨伦的命不可。皇帝知道杨伦是“好心办错事”才被判刑，可他也没办法，就从中抹稀泥，下诏免予刑事处罚，送归老家种地。

反腐败的壮举虽然折戟沉沙，但通过这次行动却再一次证明了学者群体中极少数精英的价值。

反抗，在体制内反抗，也成了杨伦的价值尺度。在家闲居了不几年，汉刘第二帝国迎来了梁氏外戚专政的时代，杨伦被征为太中大夫，转而为大将军梁商的长史。长史是负责日常事务处理的最重要助手，但由于他不是事事服从主人且多对主人有批评，被开革出朝，到常山王那里去当师傅。

杨伦坚决不服从任命，说自己有病在身，无法上任。抗拒朝命当然是对皇帝不敬，又有人捣鼓着要给他判刑。这回杨伦豁出去了，给皇帝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短函：“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

皇帝读信后十分气愤，就下诏训斥他：“（杨）伦出幽升高，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于是，杨伦再遭逮捕并交由国家最高法官即廷尉审理。后来，皇帝也觉得没趣，就再次下诏免罪。杨伦这次回了家，说什么也不出仕了，“闭门讲授，自绝人事”。

再听到公车到来的消息，他扔下学生，就从后门溜走，像做了贼似的。看来，他的体制内反抗已经转换成了体制外不合作。

在不合作的心态支持下，杨老先生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终老于家。

他比梁鸿好多了，尸骨埋于桑梓地；梁鸿呢，虽与春秋名人要离葬身为伴，但他心爱的孟光在死后，魂魄还要不远千里由陕西往浙江飘移，去重温举案齐眉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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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宦官的夹击

家党逼死了郅寿与乐恢却栽在丁鸿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