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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鸟头似的不自然地垂在一旁。

说起事情的经过，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出入。十点半，彼尔向卫兵埋怨他既失眠又有点想吐，想出去吸些新鲜空气。因为大家都认为整个案子已结束了，所以没人想到去陪着他，于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黑暗里。有个警卫记得他说过一个有关“检查板球场情况”的笑话，另一个忙着看电视，根本什么也不记得。半小时以后，他们开始有点担心，于是那个官阶较高的警卫出去看看，而他的助手则留在后面，以防彼尔突然回来。彼尔就是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被发现的。起先那卫兵还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腰看看彼尔，闻到一阵酒味——他猜是琴酒或伏特加酒——就断定他喝醉了。不过这令他非常讶异，因为训练所中明文规定不准喝酒。在他竭力去扶彼尔起来时，他的头啪嗒一声地垂下，全身也像铅一样沉重，而且僵硬不动。那警卫当场呕吐后（痕迹还留在那棵树的附近）再扶起来，然后发出警报。

乔治问，白天有没有人送任何消息给韩彼尔？

没有。不过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回来，也许里面藏有信件——譬如约他见面。

“原来是苏联人干的。”部长对着彼尔毫无反应的尸体满意地宣布：“我想是阻止他胡说八道，那些该死的刺客。”

“不。”乔治说：“他们一向认为把他们的人接回去是件很光荣的事。”

“那么是谁干的？”

每个人都在等乔治的答案，但他一言不发。他们关掉手电筒，一行人犹疑地走回汽车那里。

“我们是不是还能把他送回去？”部长在回程途中问道。

“他是苏联公民，让他们去处理好了。”莱肯说。

他们一致认为那些情报网的事将因此无法得知实在是一大的遗憾，最好看看卡拉还愿不愿意再谈条件。

“他不会愿意的。”乔治说。

第三十九章

在火车头等车厢回想这一切，乔治有一种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观看彼尔的奇怪感觉。从昨晚起，他就吃得很少，幸好在大部分旅程中，车上的酒吧还是照常营业。

离开沙瑞特后，他就有种渴望，希望自己能喜欢和尊敬彼尔：彼尔到底是一个男子汉，他有话要说，而且已经说出来。但他的脑袋反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单纯化，他对彼尔漫谈式的自白愈觉迷惑，就愈意识自己是在反抗这样的单纯化。他起先竭力想以报上常用的浪漫手法，把彼尔当作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而言，莫斯科是上天所赐的麦加。“莫斯科是彼尔的圣地。”他对自己说：“他需要历史和经济的解决方案都能相称而且调和的一个地方。”但他又觉得这理由不够充分，而且太少，所以他替他竭力想喜欢的人补充一些理由：“彼尔不仅思想浪漫，更是个只看得起成功者的势利者。他想加入精英先锋部队，领导群众走出黑暗。”然后他记起在肯特区那女郎客厅里未完成的油画：拘束、矫揉造作和听天由命的特性。他还记起彼尔独裁的父亲——安妮干脆称他为“魔鬼”——他觉得彼尔是用一种政治信仰来弥补作不成艺术家和童年时代缺乏父爱的遗憾。当然，到了后来，教条的领导力渐渐丧失，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彼尔已在路上前进，而卡拉知道如何把他留在那里。乔治一边做个结论，认为叛国就象一种习惯，是渐渐养成的，到后来就说不出原因了；一边隐约地看到直挺挺地躺在水湄街地板上的彼尔，而安妮正替他在留声机上放唱片的情景。

彼尔也很喜爱自己的角色，这是乔治绝不会加以怀疑的一点。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导演国与国间的大对垒，身兼主角和剧作家两种身分。啊，错不了，这正是彼尔最喜欢的。

乔治耸耸肩，把这一切置诸脑后，象以前一样不相信人类的动机有标准的形态。不过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苏联木娃娃的形象，打开这种娃娃的身体，会发现另一个娃娃，而那个娃娃的身体内还有一个娃娃。如今活在世界的人中，只有卡拉见过彼尔体内最小的娃娃。彼尔在什么时候和如何被吸收的？他在牛津时的右翼立场是否也是一种伪装？或相反而言，是卡拉利用来叫他改过的一种罪恶？

问卡拉，可惜我没法问了。

问杰岷，我永远不该问。

英国东部的平原风光慢慢地从窗外溜过，目前呈现在乔治脑海中的是卡拉倔强的脸，而非彼尔扭曲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安妮，她是你这个对一切已毫无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断定如果大家都晓得我是安妮的情人，在碰到别的事情时，你会比较无法正确地摸清楚我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