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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作进展很快，葛雷和本·葛恩划着小船来回于郎姆酒湾与伊斯班袅拉号之间，其余的人把财宝堆在岸边。两锭金条一前一后用绳子搭在肩上，就够一个大人走一趟，而且只能慢慢走。因为我力气小，扛不了什么，就被留在洞穴里，整天忙着把铸币装进面包袋。

这里收集的铸币跟比尔·彭斯箱子里的一样，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不过面值要大得多，种类也多。我觉得整理这些钱币是一件莫大的乐事。其中有英国的金基尼、双基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有古怪的东方货币，上面像是缕缕细绳、张张蛛网；有圆的有方的，有中间带孔的，好像可以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我估计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被搜罗全了。至于数量，我相信大概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总是弯着腰，手不断地整理着，一天下来弄得疲惫不堪。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干着，每天都有一大笔财产装上大船，而每天晚上洞穴里都有一大笔财产等待明天装载。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没有听到关于那三个幸存的反叛者的任何消息。

最后那几天，大概是第三天晚上，医生和我漫步登上一座小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岛上的低地。这时，从黑糊糊的山下吹来一阵风，传来的不知是尖叫还是歌声。送到我们耳边的只是一小段，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

“愿上帝宽恕他们，”医生说，“那是反叛分子！”

“他们都喝醉了，先生。”西尔弗在我们后面插了一句。

我可以说，西尔弗现在自由自在。尽管每天遭到冷眼，他还自认为是一个得到特殊待遇的朋友和随从。大家都瞧不起他，他却不在乎，始终低三下四地讨好每个人而毫不灰心，这种本领真是无人能比。然而，我估计没有谁对待他比对待一条狗客气些，只有本·葛恩除外，因为他对昔日的舵手至今仍怕得要命。此外还有我，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他，尽管我也有更多的理由比任何人更根他，因为我曾目睹他在高地上策划新计谋，打算出卖我。由此可见，医生为什么那样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喝醉？恐怕是在胡说八道。”医生说。

“没错，”西尔弗随声附和道，“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正跟你我无关。”

“西尔弗先生，你大概别指望我把你当人看，”医生冷笑着说，“所以我的想法也许会使你感到惊奇。我要是能肯定他们在说胡话——我敢说他们至少有一个人在发高烧，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不管我自身会遇到多大的危险，也要尽我一个做医生的职责去看看他们。”

“恕我直言，先生，你这样做会酿成大祸的，”西尔弗说，“你将会失去你宝贵的生命，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如今我也与你们并肩而战，我不愿看到我方的力量被削弱，更不愿听到你遇到不测，要知道我对你可是感恩戴德呀。可是山下那帮家伙可是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他们想，也没有用了。再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你会讲信义的。”

“这倒是，”医生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们可领教过了。”

关于那三个海盗，我们最后得知的消息便是这些。只有一次，我们听到老远一声枪响，估计他们是在打猎。我们经过商议决定只得把他们扔在这个岛上。这个决定得到本·葛恩和葛雷的坚决拥护。我们留下相当多的弹药，一大堆腌羊肉、一部分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工具、衣服、一张多余的帆和十来英尺绳子。根据大夫特别提出的建议，我们还留下了相当多的烟草。

我们在岛上无需再做什么了，我们把财宝装上了船，贮备了足够的淡水，把剩余的山羊肉也带走了，以防万一。在某天早上，我们一切都准备妥当，终于起锚登程，把船驶出北汊。这面曾被船长升上屋顶且在其下同敌人作战的旗子又重新迎风飘扬在我们上空。

我们不久就发现那三个家伙比我们料想的更为密切地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船通过海峡时，我们曾离南面的岬岛非常近；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跪在那里的沙尖嘴上，举起双手做哀求状。我们每个人都不忍心把他们撇在这样可悲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再冒险以防再发生叛乱。如果把他们带回国去再送上绞架，那也算不得仁慈。大夫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我们留下了补给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上哪儿去找。可他们还是呼叫我们的名字，哀求我们看在上帝分上可怜可怜他们，不要让他们死在这个地方。

最后，他们看船还不停下来，而且愈走愈远，眼看着听不到喊声了。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