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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熏黑的脸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泪和尘土合成的。又饥又渴的儿童向水边奔去……见此情景，我的心紧缩起来。喉咙好像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住了。

我们的汽车开下了渡轮。方面军司令部曾告诉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察里察河谷，距河口不远。

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去。

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

“站住！什么人？”

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

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稭，最上边盖着10—20厘米厚的土。　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

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18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　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

“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

“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名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忧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