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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敌人继续从拖拉机厂至“街垒”工厂一带向南进攻。敌航空兵的几百架俯冲飞机和轰炸机对第84旅的坦克隐蔽地段进行狂轰滥炸。楼房起火，大地一片火海，隐蔽在该地域的也在燃烧，因为高炮无法可靠地掩护部队，人员和装备都遭受了损失。

同一天，几股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至“街垒”工厂的西北扇形区。

该厂的工人武装支队投入了战斗。

戈里什内师的残余部队被合编成第161团，在索尔莫夫斯卡亚大街占领防御和进行战斗。我们让该师的司令部和两个团的司令部移到左岸，进行补充。

古尔季耶夫和第308师，整整一天在体育场地域反击敌坦克和步兵的进攻。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的部队，在哥萨克大街地域多次击退敌步兵和坦克的进攻。　古尔季耶夫师的处境很难，其两翼已被敌人合围。黄昏前，有一个营的希特勒份子与坦克一起楔入谢韦尔纳亚大街。

在古里耶夫师和巴秋克师地段上，敌人的全部进攻均被击退。10月17日这一天，共击毁和烧毁敌坦克40辆，歼灭敌步兵约2000名。

10月17日晚，军事委员古罗夫通知，从莫斯科来的党中央委员C·J·马努伊尔斯基同志，想到我们城市里来，并说他已同意，我坚决反对，并要求古罗夫改变这个决定。　古罗夫不同意。于是，我说：

“马努伊尔斯基是党的著名人物。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冒险，他有可能在渡伏尔加河时牺牲。就是活着，我们也下能让到他部队去。”

古罗夫同意了我的意见。

马努伊尔斯基同志知道了这件事。1947年，他从美国回莫斯科，途经柏林。我们在机场见了面。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同我坐在一起，不停地埋怨我，说我不该不让他到伏尔加河右岸我的指挥所去。

听完后，我这样回答他：“如果1942年我同意您到我们那儿去，那么，今天恐怕桌旁就没有您这位交谈者了。”

争夺“红十月”工厂的恶战已迫在眉捷。侦察情报证实了这一点。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得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同意后，我们决定把指挥所转移到铁路大桥附近的班内沟，这儿离“红十月”工厂较近。

10月17日夜间，集团军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带着文件和指挥器材离开掩蔽部。到达班内沟后，我们费了很长时间寻找安置集团军指挥所的地点，好几次遭到敌人机枪的扫射。很显然，这儿不适合安置集团军指挥所，我们只得沿伏尔加河岸间南走了约一公里。最后，直接在露天的、没有任何遮掩的伏尔加河岸上展开工作。我们离战斗的最前沿——马马耶夫岗只有1公里。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处指挥所，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这儿。

10月18日，我派往北集群的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卡梅宁上校从那边给我送来报告，说那儿的态势很严重，但并不是不可挽救。突入斯帕尔塔诺夫卡的敌人已被消灭。该集群的部队沿雷诺克镇北部、斯帕尔塔诺夫卡西郊和南郊、包括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河口附近的码头一线占领防御。这个报告使我们稍微松了口气，不必再为集团军右翼操心了。

这一天的主要战斗仍是争夺“街垒”工厂，并向南扩展到“红十月”工厂，柳德尼科夫、若卢杰夫、古尔季耶夫的部队，整整一昼夜反击着敌人由北向“街垒”工厂和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的进攻。15时，敌人在杰列文斯卡亚大街以南突破我防御正面，前出到伏尔加河。第650团以刺刀反冲击消灭了突至伏尔加河的希特勒分子，恢复了态势。

日终前，敌步兵和坦克沿特拉姆瓦伊纳亚大街突破我战斗队形，逼近“堡垒”工厂西边的铁路。留在工厂里的工人支队，投入了持续数天的激烈战斗。这场战斗结束时，整个支队只剩下5人。

斯梅霍特沃罗夫的部队，从早晨起，就反击从西面进犯的敌步兵和坦克。11时30分，该师右翼被突破，给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附近的古尔季耶夫部队造成有可能被包围的严重威胁。为了消除这一威胁，我只好在这个城市的整个战斗期间，第一次命令部队向后、向伏尔加河撤退200—300米。这样，我们就拉平了战线，压缩了战斗队形。

命令中没有使用撤退一词，而是这样说的：

“古尔季耶夫师应于10月19日4时前，在索尔莫夫斯卡亚大街、图皮科夫斯卡亚大街……的地段占领防御”。这就是说，从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地域后撤至新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