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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①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①万圣节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万圣节（又作“诸圣日”）本为基督教节日，现成为青少年儿童纵情玩闹、以恶作剧或化装素要礼物的时节。——译者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走上了在19世纪的美国最能依靠自己创业的那些人的奋斗道路。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差别，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识中或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中国人。

这些矛盾在1886年（毕业的第二年）他回国的问题上急剧地表面化了。在大学里，同学们都喜欢他。有一个美国同学回忆道，“他脑子灵，力求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机智和幽默，脾气也好”。但一位虔诚的教授却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认真的兴趣。”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兴趣所在正是要他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国人传道。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他同时负责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坚持要把他尽快地送到上海去传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护人卡尔的支持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继续去学医，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国。但马克谛耶不需要他作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多地受教育或过多地美国化。他对上海的教会作了透彻的指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他还写道，不要让来去当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的），而是让宋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没有轿子就走着去”。他又进一步坚持只付给宋一个当地雇佣的中国人的工资，比一个只念过中国书的人还不如，虽然宋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位而且是从美国派下去的。马克谛耶带着一种吝啬加偏见的情绪写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不把宋惯坏，成为一个“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佬，除非得到非份的报酬就不满意、不舒服……”换句话说，来不但应该被置于“中国佬”的地位，并且不许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这样，宋被派出去传教，每月报酬只有15美元，传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区农村，那一带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见的家属的请求也被专横地拒绝了。①

①后来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亲属在事隔数十年后形象地回忆道，当年因气候闷热，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边棕榈树下乘凉，用一张芭蕉叶子当扇子。

但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克谛耶主教或当地教会首脑林乐知（艾伦）博士所能轻易驯服的。宋查理在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接着写道，“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他就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