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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一个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庆龄也被误导而响应了这一“左”倾立场。她在1933年11月21日发表了下列声明：“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国民党政客军阀间之所有争吵均只能增重对全国民众的压迫与痛苦。南京与福建之间或彼等与国内其他军阀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差异。不论用何种漂亮言词以吸引大众支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争权夺利。）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即不可改变地、不妥协地反对所有这些集团。革命群众的利益同国民党和南京、福建及各地军阀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91页。括弧内补充部分系据英文《中国网》（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书译者译出。

宋庆龄了解十九路军和它的领导人，所以这些全盘否定的谴责之辞很难说出于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沪抗战时，宋曾称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军队。军长蔡廷锴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员，宋的老同事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在政治上，它确实同蒋介石是不同的，尽管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截然相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对日抗战、停止反共内战、尊重民权，并且宣布要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尽管没有实行）。

关于这段时期中共同宋庆龄的关系及其发展，还有以下一些情况。①

①见唐宝林若《1927年至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页。除别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根据这篇文章。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整个“共产国际”都是如此，不过有时王明比“国际”“左”得还厉害。日本1932时进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张“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轻而易举的序曲。在反帝斗争中，推翻蒋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沪抗战中虽然支援了十九路军，但却被认为是争取士兵（与军官相对立）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实际上，以王明为首的领导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同宋庆龄及反蒋将领（如再度同蒋分手的冯玉祥将军）有任何接触。①

①见刘晓着《十年内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这种“左”倾路线在较低层次也有表现，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女青年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却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开除了。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她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

但宋庆龄决心不因“左”倾分子对她的冷淡而疏远中国共产党。

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地下党在一家日商大纱厂组织了一次爱国罢工。宋庆龄募集捐款两万元支援罢工工人并经常同罢工领导机构商量。

她对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无保留的，不‘但在言论上，在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亲自派人到上海几家印刷厂去挑选熟练工人送往根据地工作（有几位后来成为根据地印刷部门的负责人）。

她不断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她继承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这也是她自己独立作出的抉择。孙中山逝世后她在广州和武汉的经历加强了她的信念，以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实了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排除任何艰难险阻，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团结各种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庆龄的道路是在不断加深的信念中产生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她从不改变。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解放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认识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又为她自己的经历所加深（她同军阀们打交道的经验、1925—1927年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蒋介石通过控制军队而实行叛变、随后中国红军作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的兴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