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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推销行为也毫无免疫力。据估计，制药业2000年举办了30万次假教育，这占了全部后续医药教育活动的四分之一。

制药公司对那些被称为思想领袖的人尤为关注。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专家，他们在医学院或教学医院工作，撰写论文并编辑教材，还在医学会议上做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所在领域内药物的使用。思想领袖的影响力很大。制药公司给他们大量的便利条件，邀请他们担任公司的荣誉咨询师和演讲者，为他们到豪华之所参加会议付费，表面上却假装是为了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在许多强调药物的医学专业中，基本上找不出一个没有接受过制药公司报酬的专家。制药公司以“美食、奉承和友情”来招揽医生。对于思想领袖来说，奉承显然更为重要。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专家意见对于公司开发新药有多么巨大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思想领袖通常都是临床医生，他们是在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后才研究药物的。他们能给制药公司带来的利益只不过就是说服其他更多的医生开处方罢了。

我在第六章中提到过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科主任为生产抗抑郁药的公司做咨询一年就赚了50万美元。在我任主编期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他和他的研究人员关于抗抑郁药物的一篇论文。杂志中没有足够的版面将所有作者的利益冲突披露出来，完整的名单被列示在网站上。在一个脚注中，我写到：“我们的政策要求原创论文的作者披露所有与被研究药物制药公司或其竞争产品制药公司的财务联系。在本文中，由于作者众多，他们与相关公司的财务联系也很多，受版面限制，在这里无法全部披露出来。然而，读者应当注意到，12名主要作者中除了一位之外都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有财务联系，而这家公司赞助了这项研究，该公司与其他一些公司都生产用于精神疾病方面的药物。这种财务联系包括咨询、接受研究资助和奖励、参加建议委员会。”我还写了一篇相关的社论，题目是“学术医药研究是为了销售吗？”，在文章中我表达了自己对商业和学术研究日益混杂的担忧。后来，一位读者给编辑寄来一封信，很有技巧地问道：“学术医药研究是为了销售吗？当然不是。现在的掌权者对这种情况高兴得很呢。”

职业会议

职业协会的会议，比如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和美国血液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都由制药公司部分赞助。这些会议是很多医生的后续教育场所。每年一度的会议都有上千名医生参加，制药公司会召开它们自己的座谈会——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它在主会场旁边的一个四星级酒店举行，大概有两百名医生参加。会议的主题是骨质疏松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赞助者生产那几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中的哪一种，但我很快就猜出来了。一张接一张的幻灯片，就是那个在所有药物列表中位居第一的那种药，即使它可能是最无效的。在讨论多数假定的病情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拒绝使用某种更有效的药。例如，一个病人除了患骨质疏松症外还患有溃疡，因此就不能给他使用那种最有效的药物。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简言之，整个座谈会倾向于第三种治疗方法。主演讲者是一所著名医学院的很有名的内分泌专家。这位专家后来告诉我，那个公司给他的部门赞助了10　000美元，而且还负责这次活动的费用，并付给他一笔酬金。他的幻灯片也是该公司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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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教育的推广（3）

许多大型职业会议就像杂货铺，到处都是制药公司俗气的展示，还有朋友般的推销员用礼物极力游说医生的场景。医生在这巨大的展厅里四处游荡，手上拿着印有制药公司标志的帆布袋，满心欢喜的样子，大口嚼着免费的食物，尽情享受各种免费服务，如胆固醇检测、打高尔夫球。这些会议不是严肃的职业会议，那气氛就像是一场内部预演的小贩叫卖会。

有篇文章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名记者描述了她在美国精神病学会（APA）的年会上与一位精神病医师相遇的经历：

Ivonne　Munez　Velazquez，来自墨西哥的精神病医师，翻着她的帆布袋，兴奋得像万圣节的小孩。来参加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她得到了抗抑郁药Prozac的制造商赠送的一个鸡蛋样的小闹钟；另一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