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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无烟炸药问题上，同法国政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尽管形势逼人，却只不过是诺贝尔经历过的一系列挫折与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当然无论他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尽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却是一位能够勇敢地经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谈到这些，就不是多余的了。正是这位五十八岁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了他的工作神经中枢所在的法国首都，离开了他在那里接触文化生活并且会见了各个领域很多伟大的当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将“家庭”和“轻松”这些字眼，与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样一位浑身都是精力的人联系起来，那么，他就无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里的图书馆、马棚和兰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闲时间轻松于他的爱好活动的见证。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离开他那座单身汉住宅不远的一所套间里，他曾有过一位幕后的年轻女人，她和他往来达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给过她无限关怀，尽管他的苦心没有得到任何感谢，他却试图对她进行某种洗炼，希望能够使她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在迁居圣雷莫的头一年，他们之间就破裂了，从而粉碎了这场蠢梦。当时，他曾在财富和世界范围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独感，忍受着这一无比的痛苦

第十八章　巴布先生和巴拿马丑闻

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保罗·巴布曾在诺贝尔公司参加过许多重要活动的范围为人知晓后，人们也许以为：他在一些主要方面担负着诺贝尔一直不爱干的经理和组织者的工作，这足以使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还是一位政客和激进的代表，并曾在鲁维耶政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共和国农业部长。这意味着，他一方面有条件利用他在高层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冒险和可疑的行动，他淹没在倒霉的投机生意中。特别是在一八八○年后，随着他日益增长的权利欲，他经常同诺贝尔在精神上属于正确的意见和健康的判断背道而驰。

巴布对巴拿马运河工程很感兴趣，这曾在一八九○年前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在那一年突然死掉，诺贝尔被投进了苦海。据透露，巴布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严重地陷入一场以“巴拿马丑闻”著称的巨额行贿与国家彩券事件。此外，在法国黄色炸药公司与巴布联系密切的几名经理，在他许可并且背着诺贝尔的情况下，使这家公司纠缠进可疑的甘油投机之中。结果遭到了破产。诺贝尔在访问汉堡时知道了这件事，并曾一度认为，在这些根本不知道的生意中所承担的经济义务，把他完全毁了。他甚至还想到在德国公司里当一名化学工作职员。幸亏甘油投机买卖的损失比他所听到的要小些。他象年轻时一样，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些损失，由他握有股票的一家公司提供证券贷款予以补偿。总公司的所有经理委员会成员都被撤换，他任命了名声好、有干劲的商人保罗·杜比特担任经理。杜比特不是政客。这家公司此时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二千万法朗。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一可悲事件，用四种语言愤怒地给各伙友写的信件是他对人和对政客与国家看法的肯确性与讽刺挖苦的最好典范。这些信件还表明，几百万法郎的沉重损失，远不如他信赖的合作者那种背信和贪婪以及国家官员的腐败更使他感到心绪烦乱。

法国公司的改组是诺贝尔的一项巨大功绩和一种前所未见的事情。现在，他对企业上的忧虑和危机已经感到够多的了，象以前通常那样，他渴望放弃财务和商业方面的工作，以便将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实验室的研究中去。他在这一时期的通信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我厌倦于炸药贸易为古史是各时代后人层累造鹖的产物，因而治史要敢于疑古。，在这方面，人们要不断由于事故、限制规定、繁文缛礼、自夸空谈、不轨行为及其它麻烦事情而摔跟头。我希望安静地将我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而每天带来的新忧虑；使得这种希望成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摆脱商务；而各种各样的商务……对我来说，就好象兀鹰窝里的一位和解者那样，简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事情……没有丝毫理由说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受过商业训练并且从心眼里嫌弃它的人，应该被所有这些商务事务所折磨；而我对这些商业事务，不比对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美国、瑞典和挪威的公司正处于繁荣时期，不需要以他们的商业事务来麻烦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公司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