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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红旗漫卷西风（2）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