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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郑国的始封之君也就是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在郑地（今陕西华县）。友能使周朝与百姓和睦相处，深得百姓爱戴。因此随后又被周幽王封为司徒。他在做了一年司徒之后见周幽王宠幸褒姒离弃诸侯，就询问太史伯如果将来周王室出现变故，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安身逃命。太史伯建议他迁国到现在洛水东、黄河以南这个地方。郑桓公说：“假如我迁到长江南边去会怎么样？”太史伯说：“不可，南边有楚，楚以后一定会兴起的，楚一兴起，你就没法儿待了。”郑桓公又说：“那我去西方行不行？”太史伯说：“也不行，西方民俗贪而好利，而且秦以后会从西方兴起，你仍旧难以立足。”太史伯又为他分析了其他另两个方向的形势：东方因是姜太公的封国齐国，所以根本无法插足；北方则是晋国的地盘，只有洛水以东、黄河以南一带邻近虢国、郐国的狭小地方尚可能有立足之所。虢和郐国的国君既贪婪又喜好占小便宜，百姓不顺从他们。现在郑桓公贵为司徒，深受百姓爱戴，如果请求住在那一带，会很容易地得到两国国君赏赐的一部分土地。随着形势的发展虢国和郐国的百姓会因离心离德而成为郑国的百姓的。由此可以说郑选择这块地盘乃是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而促成的。在整个西周的地盘都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郑国大概也只能作此抉择了。但也正因这种抉择使郑国处在了四面围攻的不利境地，成了众矢之的。

国地面积的过于狭小成了制约郑国发展的一大困境，这在中央政权得以巩固的情况下并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在一个政局动荡混乱的情况下如何自保都成了一大难题。因此，为求郑国之长远发展，郑国同周王朝之间围绕土地发生争执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有其必然性。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诸多争议，其实郑国之争霸与其后的齐桓公、秦穆公、楚庄王等争霸所处的历史条件是并不完全一样的。郑国扩张土地是其自保和谋求更大发展的必要条件。齐国和晋国因世袭罔替一直是一方大国，国地面积本就十分广大，秦国因与当时的戎族争地，有周平王所授命，因此同样是占地却为中原人所乐见，楚国之争地远处东周王朝势力范围之外，都并不能引起当时人的非议。郑的争霸与这些争霸历史条件不同，目的不同，除了与周边的周王朝及其他诸侯国争夺地盘外别无选择，因此所引起的争议虽多但其实也无可厚非。

周王室东迁，主要依靠郑国和晋国的力量，故早期周郑关系甚密。但随着郑国日益强盛，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被庄公操纵，于是试图刻意削弱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在位之初因为要处理与共叔段的内部纷争，所以久未在朝。一次周平王偶因虢公忌父来朝言语相投便想让虢公任周朝的卿。虢公岂敢得罪于郑国因此再三推辞还归本国。郑庄公虽处江湖之远，但心忧庙堂之高，朝庭内是广布有耳目的，因此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不日便被其知悉，很快他便现身到了朝堂之上，特意向周平王请求辞去周卿之职务以试探周平王。郑庄公以退为进向周平王兴师问罪，周平王岂能不知，急忙为自己百般辩解，并表示郑庄公父子均有大功于国因此相继被委以重任于今已四十余年，君臣之间情同鱼水。为表示君臣之间并无嫌隙，周平王竟意想天开主动要求让自己的太子作为人质质于郑。郑庄公赶紧拜辞说自己并不敢以臣子身份要挟国君。两人都在玩着政治太极，只不过最后的胜利者却是郑庄公。郑庄公推脱不掉，只得让自己的太子也作为人质质于周。周平王可以说谋事不深，不仅未达到目的，如此作为反倒使自己在各诸侯国之间颜面扫地。这种以太子为人质质于他国的方式倒是颇有创意，开创了历史之先河，为以后各诸侯国之间互换王子作为人质之风树立了一个榜样。纵观周平王的一生，可以说极其昏庸无能，却在很多方面都极富想象力地为中国历史创造了多项第一的纪录。

庄公二十四年（前７２０），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庄公先后两次派兵强割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的庄稼以示威。周桓王对庄公的做法十分恼火，对郑亦采取强硬态度。公元前717年，郑庄公朝周，周桓王故意对他无礼，以为报复。随后又任命虢公为周室右卿士，以分庄公之权。多心计、善谋略的郑庄公意识到此时与王室交恶对自己并不有利，便改而采取忍让态度。同时，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７１２年，周桓王试图大张王权。他行使两周时期天子予夺封邑的权力，用本不属于王室所有的苏氏十二邑换取郑之十邑，使郑国实际损失了四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