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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又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于是又为旧党官僚所忌恨，要求外放，出知杭州。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但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人物又纷纷上台，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苏轼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绍圣四年，已六十多岁的苏轼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在一封信中描述他在海南岛的生活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北还，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一生。

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朝云在惠州去世，苏轼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苏轼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知道自己“不合时宜”，但他还要坚持，宁愿为此“九死蛮荒”。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说：“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谪当作难得的漫游机会，其内心何其旷达洒脱。最能够表达苏轼的旷达洒脱的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和情趣，不仅用他的经历和情怀成就了词的辉煌，而且留下了无数美谈。

黄庭坚还有一个朋友叫秦观，因为秦观写了很多爱情词，所以与他有关的爱情故事也不少，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秦观和苏轼的妹妹的故事，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证明为虚构。秦观在蔡州时曾和一名歌妓谈情说爱，还曾追求过一个姓畅的道姑。他买了一个叫朝华的侍妾，后来要了却尘缘修仙证道，把朝华送回父母家。他在长沙的时候，当地一名歌伎要跟他走，秦观没有答应，秦观去世后，歌伎到江边祭送了秦观的灵柩，回来就自缢身亡。

实际上秦观的爱情词不一定写的是自己的爱情经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就是清代人周济所说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他之所以要到爱情中去寻找寄托，是因为有太多的忧愁，他的忧愁也是来自贬谪，绍圣初年，秦观先是出为通判杭州，接着贬监处州酒税，又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宋徽宗立，秦观复宣德郎之职，返回的途中，在藤州去世。秦观没有像苏轼、黄庭坚那样笑对困境，他一路贬谪，留下了一路叹息，他的词中充满了泪和愁，“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无论是春花秋月，还是春鸟秋虫，在秦观眼中总是无边的愁恨。在他最有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中，秦观描写了斜阳衰草，古老的城墙，黄昏凄清的号角，城外江边准备起航的孤舟又慢慢消停了桨橹，正准备泛舟远行的客人竟忍不住把盏回望，说不清的惆怅，诉不尽的别情，都像云烟散去，剩下的只有满目清秋哀景。秦观被称为“古之伤心人”。据说苏轼读了秦观的《踏莎行》后，将其中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秦观被贬到雷州时就曾自作挽词，到藤州时他游华光寺，向客人讲了自己在梦中所作的词句，口渴了，就要了一碗水，水来了，他笑着看着碗中的水就死了，年仅53。黄庭坚贬谪宜州的时候，带着家人行到长沙，正好遇到朋友秦观的儿子和女婿护送秦观的灵柩北归，黄庭坚扶着秦观的灵柩，不禁唏嘘掩泣，清泪长流。临别时，黄庭坚拿出20两银子给秦观的儿子秦湛，做秦观的安葬费。秦湛一开始坚辞不受，后来收下银子，拜别黄庭坚，扶着父亲的灵柩继续北归了。

有人评论说秦观的心理承受力弱，因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念，实际上也可以说秦观是在中年人的时代中还保留有青年的感伤，也许是无法旷达，也许是不愿旷达，他以自己独特的哀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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