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5月6日，督军潼关的冯玉祥才得知此讯，放声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刚刚发表宣言称：“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当天，冯玉祥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的一生无私无畏，与人肝胆相照。刘半农曾为李大钊撰写碑文，赞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章士钊则说“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李大钊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资或资助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从容就义（2）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为他的性命奔走，后来又继续照顾孤儿寡母。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棺材铺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

李大钊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来。这个人叫李乐光，是李大钊的同乡晚辈，在清华大学念书。李大钊牺牲以后，他立志搜编遗稿。据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李乐光一开始躲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编书，后来又转移到岳母赵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来，李乐光就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写、编纂。这批文稿后来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写信给友人曹聚仁欲将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鲁迅作序，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尽管文稿与鲁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题记》当时没能出版，但绝大部分遗稿就此保存下来，没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发行。在其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李大钊文集》在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据说在出版社便销售一空，都没来得及运进书店。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蒋梦麟等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至于具体工作，其实都是由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的，社会各界纷纷捐款。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还能说上不少。他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胡适本来也在送殡队伍里，见此情景，很是不悦，便临时退出。

据张次溪在《李大钊先生传》中的记载，这时有人抬出3张桌子，搭起高台，有人站上去，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就在西四牌楼架起机枪，将队伍冲散，还抓了不少学生。混乱过后，灵柩才继续启程，刘导生的姑母刘静君当时与赵纫兰同坐一辆马车，因为是亲属才得以放行。

等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