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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林彪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

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讯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

林彪摆了摆手“不谈天津”（2）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1月16日，傅作义复电邓、周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

1月22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傅作义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

傅作义为什么会在关键的时刻举起义旗？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陈静处长认为，兵临城下的解放大军是主要因素，在军事上傅作义已是别无选择。

曾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后来撰写《傅作义传》的作者张新吾认为，傅作义能在紧要关头走上正路，除了兵临城下这个主要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主观因素在里头。

《傅作义传》一书中写到，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早在国共合作一同抗日后，傅作义将军就开始不断地与共产党人接触，不仅从阎锡山和蒋介石手中保护了王若飞，还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傅作义对八路军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非常欣赏，他曾请求八路军帮助自己建立起政工组织，派周北峰到延安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傅部帮助开展抗日工作。不仅如此，在晋西北地区精神食粮匮乏的时候，还曾从延安找来大量书报刊物，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罗瑞卿的《军队政治工作》等，在排以上干部中传阅。傅作义本人案头上也常放些延安报刊，他还指定电台收录延安广播新闻，记录稿交他阅览。阎和蒋都非常不满，阎锡山的评价是：“傅作义赤化了。”蒋介石则说：“他现在都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

在做出最后的决断之前，傅作义叫来最贴心的智囊、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克俊。据王克俊回忆录中记载：那天到了傅作义的屋子里，就知道到了最后决断的时候了。傅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国民党必败，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才是大势所趋。最后，傅将军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林彪摆了摆手“不谈天津”（3）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坡返回后，多天的郁闷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卸下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傅作义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邓宝珊说：“去西柏坡前后，傅作义判若两人。”

傅作义起义后，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