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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括才列为卿（《左传》鲁成公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这时赵朔可能已死，赵括作为宗主和卿大夫，在赵族内部终于确定了族权和政权方面的优势。正是由于宗族内部嫡庶关系和政治地位的改变，赵朔死后，年幼的赵武已无缘继承祖父曾经获得过的权力优势，所以他只能列入“庶子”之类，故称“赵庶子赵武”。后来，大概是因为属于“庶子”，又由于同晋景公的亲缘关系，他才躲过这场族诛之难，还由于韩厥的帮助，重新继承赵宗，赵氏势力才又兴旺发达起来。

除上述分析之外，细读《赵世家》，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对赵简子以前赵氏先祖中衍至简子之父赵景叔，出现的名字起码涉及有二十多代，但这段先祖史所记的总字数只有两千多，而赵氏族诛一事则占了一半的篇幅。赵朔之前和之后，叙述都非常简单，而唯独这个事件的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对话详细而生动，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当然，如此生动的描述离不开司马迁的如椽妙笔，但这决不是司马迁的凭空臆造，显然是对赵氏后代有关这段历史传说的剪裁加工的。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所谓“赵世孤儿”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同意杨伯峻先生“全采战国传说”的判断，但赵氏曾遭族诛一案则确有其事。经过以上辩证，对此案可作如下概括：

（一）赵氏族诛事件，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赵武复立，可能是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因此，《赵世家》所言实误。

（二）赵氏族诛的范围可能限于赵同、赵括两个支族，赵婴齐一支是否受到株连，不明。但起码赵朔及其后代（即赵庄姬所生子女）未受波及。

（三）赵氏族诛起因于赵庄姬的“谗言”，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栾氏、郤氏势力的排挤和倾轧。

（四）赵武复立主要是依靠韩厥的支持，韩厥“昔吾畜于赵氏”，表明在晋国的政治活动中，韩、赵二氏的联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国语》卷一一《晋语五》：“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亦可见赵盾与韩厥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赵氏族诛一案所知甚少，但上述辨析仍然有助于我们从客观上加深对晋国政治史的认识。人们熟知，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在当时社会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大势力，即周天子为首的周王室，各国诸侯为首的公室和各国内部的卿大夫。这三种势力之间，各诸侯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化和组合，构成了当时新旧贵族之间展开斗争的基本格局。这些矛盾和斗争，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级表现不尽相同。初期主要表现为周王室同诸侯之间的矛盾；中期主要表现为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后期主要表现为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在晋国，卿大夫同晋公室、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尤为明显。晋文公时期称霸中原，这既是对诸侯斗争的胜利，也是对周天子权威的进一步削弱。晋文公之后，随着私家势力的发展，卿大夫对晋公室的矛盾、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日益纷繁复杂，错综交织。晋景公时期赵氏族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赵氏族诛，这固然存在着晋公室抑制卿大夫势力的意图，而栾氏集团的排挤却是这场斗争的最深刻背景。可以说，赵氏族诛是晋国内部卿大夫各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冲突，也是晋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如果说六卿专权、三家分晋是卿大夫同晋公室旧贵族的斗争所致，那么，赵氏的一度族诛以及栾氏、郤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诸侯集团的覆灭，则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现经作者修订后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