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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阴沟里。那些有意留在高楼大厦旁边的池塘湖泊，虽然照旧活着各种色彩斑斓的鱼儿，却绝无蹿上大街的可能。

我们正在变成老人，那些在大街上捉过鱼儿的少年也会跟着变成老人。后来的人偶尔想起那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时，多半会将其理解为神迹。一般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会是那种广义上的泛神主义者，对人世间一切不可知的事物，从来不乏敬畏之心。

记忆中，一岁那年，父亲请了两个挑伕，挑着我和姐姐，还有家中简单的行李，离开依依相伴的长江，将古城黄州故里黄冈抛入梦乡，来到大别山腹地名叫石头嘴的一座小镇，从此就将他乡作为故乡。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这些还不觉得。那时候，大人们很喜欢指着拖儿带女外出逃水荒的人，说当年我在箩筐里哭哭闹闹，很像那些饿得不得了的孩子。这类戏言，让我难过了很长时间。后来长大了，开始感觉到人生的短暂与急促。每每回想这些凭借别人竭力口述，才能重新属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次比一次明晰地认为，这也是一种只会属于特定个人的神迹。这样的事并非普通人众都能遇上。才几年时间，山区就通公路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家人离开石头嘴，顺西河流水而下，来到一处叫贺家桥的小镇，就是坐在一辆卡车上。

有近十年的时间，每到冬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到位于贺家桥的居所后面的山坡上，用竹筢扒那从松树上落下来的针叶。日常生活中，都叫它松毛。经过反复扒过的山坡上，真正的松毛已经少之又少，多数时候，是将竹筢伸到茅草丛中，使劲地扒那枯萎后的茅草叶，然后放在一只竹篓里，背回家当柴烧。有一年冬天，山里下过雪，紧接着雪又融化了，我们几个孩子从茅草丛中扒出一只圆滚滚湿漉漉的草球。草球的模样很奇怪，大家围在一起，用棍子拨开裹在上面的乱草，才发现里面躲着一只刺猬。一阵惊呼过后，我们连松毛也不扒了，用那竹篓装回刺猬，在门口的竹林旁挖了一座土洞，将刺猬放进去。随后大家就开始争论应该给刺猬准备哪些食物。直到如今，我也不晓得刺猬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那时候，我们也是按照各自的想法，有人用弹弓打来麻雀，有人钻进茂密的荆棘丛中采摘一种名叫刺梨儿的野果，放进土洞里任由刺猬自己选择。哪曾料到，刺猬不领我们的美意，相隔一夜，迫不及待等来天亮，再来察看，用石块垒得十分严实的洞门完好无损，洞口的新鲜黄土上有一串细小的脚印，而刺猬已经不见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刺猬是如何逃走的。最有可能的是，小刺猬能够像人一样，将垒得严严实实的洞门拆卸开来，脱身之后重新将其复原。这个念头让我们立刻想到了在乡村无时无刻不在流传的鬼怪妖精的故事。这些都不是神迹，而是普普通通的神话。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一只斑鸠投入竹林发出的巨大声响，吓得我们几个孩子乱成一团的模样。　。　想看书来

心有结菩萨敲（5）

那时候，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充分预见，也许是哪个大人蓄意放走了小刺猬，同时又童心未泯，将洞门复又垒好，引出孩子们的加倍好奇。我们没有如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大人所愿，在这件事情上久久追究下去。山间的小动物很多，新出现的野趣足够娱乐每一颗童心。大人们想必也将灵光闪现般的童趣深埋在繁重的乡村生活中，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剩下来的这一串留在心中的刺猬脚印，经年累月，变得比在城市里所见到的各种人的痕迹还清晰。

这乡土的小小自由哟！

每一次，只要想起来，就会在心中如此感慨。

乡土的自由从来就大不了，乡土也不想有太大的自由，太大的自由对乡土来说毫无用处，如同这只小小刺猬，能在一堆新鲜的土壤上留下一行不再受人干扰的脚印，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乡土的山水无法自由地搬迁，乡土的气韵不可能与都市同在。如果说，真实的乡土就如那只刺猬，别将它关在土洞里，只要走得实在，走的时候，身前身后没有粗暴的斥责与鞭笞就行了。

那年冬天，雪特别多。春天来得晚不说，被称做倒春寒的日子，也过得没完没了。冷几天又热几天，好不容易盼来春天，大家便上山去采细米蒿，拿回来做蒿子粑吃。我们往山顶上爬，一只硕大的野兔从麻骨石岸上的草丛中窜出来，跑到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处就不跑了。在乡村传说中，兔子也会占山为王，一面山坡上只会有一只兔子，如果有第二只，一定是临时路过。我们早就晓得后山上有这样一只当了山大王的野兔，下雪的时候，曾经专门上山寻找过它。地理上属于南方的大别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