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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古船》发表的当月，在济南南郊宾馆由几家报刊的文学单位联合召开了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不像后来那么冷静。我说得比较多，反驳时比较动情。那次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但未在刊物上发表，只收入了一个文论单行本，后来《古船》再版时又收作附录。

北京的《古船》讨论会发言比济南的简短，但也比如今见到的记录整理稿长得多。这篇短短的记录稿后来不止一次被报刊引用。

“关于《古船》答记者问”是比较晚的了。它是一个杂志发表《时代风云与古船沉浮》时，记者的一次专门采访。这份杂志差不多拿出了一个专号的版面刊出了一部长长的文稿，并配有多幅照片，主要是在大学内发行。因为时间过去了许久，很多问题也就可以畅谈了，所以我在那次采访时较少顾忌和回避。

繁体字版的后记写得短小，因为它离国内单行本的出版时间太近，许多当时应说的话已说完。那篇小文中，我写出了自己对一些陌生读者的期望──当时我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不太相信一些与我们大陆有完全不同经历和心情的海外读者，会受到此书的感动。

结果令人欣慰，他们同样地感动。两三年内，海外就出了不同的版本，并多次再版和连载。可见我们有差不多的血脉在连结。

我在“文学周”期间与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对话录，发表时间与《古船》的出版间隔了七八年；而且《古船》在山东方面的首发式，也在济南的大学区举行。从时间的延续中、我的文字的变化中，正可互为印证和说明。

我自认为创作是自然和必然的延长，我并无质的改变，更没有随着世俗的要求而背离什么。昨天是今天的根据，今天也会是昨天的证明。

叙事性作品与“言论”的关系，绝不像有人认为的那么对立和不同。它们仅有的一点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它们血源既同，其余即可不计。

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我们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像流血般地写作，这是过分的苛求吗？

是苛求，也是一种基本的要求。

我不认为作家应该或必须是一位“小说家”──这个近乎常识的理解在今天却被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混淆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作家“等同于”小说家。这种混淆是非常不幸的。

“小说家”可以用通俗的、叙事的形式来传递心灵的那一份爱，来播撒心灵的声音；也可以仅仅讲一些合口入耳的故事。

而作家就不同了。人们有理由要求作家综合出更多、更新的东西。所以作家是人类的发声器官，他发声，他才有美，有真，有力量，有不绝的继承。

他们善意地要求我好好作一个“小说家”，是我所不能听从的。我这儿，永远也不会将叙事作品看得一定高于其它形式的作品。因为我只尊崇人的劳动、人的灵魂。

对于一个人而言，文学绝不仅仅是被艺术化了的文字组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真正的作家才能提笔写出属于他自己的第一行叙事作品……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