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第53节党费问题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第四部分

第54节毫无根据

上一节的标题是“半解放”，这一节是“完全解放”。我这样写都是毫无根据的。这两个词儿都不是科学的或法律的用语，其间界限也不分明。这都让法学家或哲学家去探索吧。

仍然谈我的情况。回校以后，我有一股振奋的情绪。就在这一阵振奋中，我们都住进三十五楼。似乎是根据一种新精神，也许是一种新规定，每个系的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学生，以利于学生的“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吧。上、管、改的精义就是把老师，老知识分子置于学生的管理和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级的学生编高年级的教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的党政办公室。这一些办公室与我无干。我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极小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