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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怎么样？”马问。“那可太好了！我还听说‘洋人’也要去你那里，他的胡琴，乔玉泉的鼓，加上刘连荣的花脸，马富禄的大丑，盛兰的小生，好角儿全上你扶风社了，你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戏班了。不过有一节，别人唱戏当老板，为了自己多赚包银，你这当老板的包银全让‘绿叶’分了，你这‘红花’可剩不下多少了。”叶春善感叹道。马连良说：“我唱戏就喜欢这种火爆劲儿，有他们几位保着我，我还没上场呢，台下的情绪已经让他们给燎起来了。我再来个‘火上浇油’，台底下能不过瘾吧？咱可不能让人家白花钱呀！”叶春善点头称赞：“这戏你是越唱越明白了，让盛兰跟着你，我放心。”

第三章　步入辉煌（6）

所谓洋人，是指一代琴圣杨宝忠。因他爱穿洋装，吃洋餐，拉洋琴（小提琴），又姓杨，戏班人送绰号“洋人”。他是梨园世家出身，祖父是著名花旦杨朵仙，叔伯三弟为杨派须生创始人杨宝森。杨宝忠11岁登台唱老生，21岁拜余叔岩为师。受余师亲自点拨，《击鼓骂曹》等剧最为拿手。嗓子倒仓后，研究琴艺，不仅京胡拉得韵味浓郁，声情并茂，而且精通西洋乐器，擅长拉小提琴及弹奏钢琴。杨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少有的艺贯中西的音乐大家。他曾用小提琴演奏广东音乐《梅花三弄》，曾被美国胜利公司灌制成唱片，风行全国。

马连良将杨宝忠请到扶风社后，待如上宾，视其为艺术上的良师益友。马最欣赏他的地方是杨为唱老生出身，对演唱者的发声、吐字、气口、韵味等都有很深的理解，托腔保调，悦耳传情。马十分厚待杨，给他的戏份是行内最高的，而且在广告和戏单上都注明“特请杨宝忠操琴”。还在乐队的位置里突出琴师专座，力捧杨宝忠，二人合作默契。杨宝忠也使马派的唱腔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精进、美化，更加动听传神、脍炙人口。扶风社也从此步入辉煌。

扶风社不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连普通的龙套演员也愿意来这里。当时各大班社自己不雇用长期的龙套班底，有事就找龙套行的“头儿”，由他来安排。“龙套”分街南、街北两派。“街南”即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桥一带，在那里跑龙套的演员每场收入很少，但每天的场次多，积少成多。“街北”的龙套不少人经常聚集在西珠市口原第一舞台对面的“恒升杠房”，白天为人出殡抬棺材，晚上为街北的戏园子跑龙套，生活比较贫困。

对来扶风社跑龙套的，马连良有特别要求。第一，上台前必须剃头，刮脸，还要抹油彩化妆。不能像在别的班社一样，灰头土脸地上台，没有艺术美感；第二，必须把棉衣、棉裤脱去，再穿行头，不能在台上显得臃肿、难看；第三，不能穿自家的便鞋，必须穿为他们特制的薄底靴，只有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呈现整齐划一、美观大方的效果。这三条在别的班社是没有要求的，班主也认为没必要，观众来看的是角儿，龙套就无所谓了。扶风社也不白要求，遵守这三项要求，都是另加钱的。另外扶风社“黑钱”给得也多。戏班中所谓黑钱，指的是龙套中一些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给予的特别补贴。如《九更天》里，有人需要向马义身上“喷血”，就要加黑钱。工钱比别的戏班给得多，龙套都愿意来这里干活。

1935年，马连良携杨宝忠等一行人马赴汉口，长沙等地演出。到达长沙后，因杨宝忠在汉口有事晚到几日，没有人给马连良调嗓子，当地的朋友就推荐一个叫李孟谔的青年人，唱老生的，会拉琴。调了一段《乌盆记》，又问他会不会《甘露寺》？李说：“我正在学这一段。”马连良说：“那么，我来一段《甘露寺》吧。”两段唱完后，马连良觉得非常舒服，很是高兴，还说：“这大概跟你经常听这段唱片有关系吧？”李说：“一方面是听唱片，经常听，一方面是喜欢您的艺术。”马连良说：“你喜欢我的艺术，想不想跟我上北京去学呀？”李说：“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呀！……”没过多久，马连良就收了这个弟子，这位李姓青年从此以后改名“李慕良”。

第三章　步入辉煌（7）

李慕良也是梨园出身，父亲李赶三，在戏班里管事，挣钱不多。家中五个孩子加上李慕良的母亲及奶奶，共八口人，生活艰难。李慕良九岁学戏，因没钱请人帮他调嗓，就自己硬来，自拉自唱，竟无师自通。闲来帮别人调嗓挣些零钱，帮补家用。马连良知他是孝子，非常喜爱。听他唱过几段后，知其嗓子还没完全变声，就让他去北京深造，好好地“下一下挂”。李家父母即希望儿子能跟着名师有个良好的前途，又对要远离父母的孩子难舍难分。马连良真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