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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6）

“官司”以后，马连良痛定思痛，看透了当局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马连良伤透了心。俗话说的好，“官字两个口，怎么说他都有。”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向谨小慎微的马连良，从此对政府与官僚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惶恐。在这种黑云压城的社会里，为了生存和理想，为了他心中那不灭的艺术之火，他只有选择远离和逃避，躲开这黑暗的政治旋涡。马连良因此有了永远不想与政治有任何牵扯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年的人生命运。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北京梨园界的头牌大腕，乘坐一架包机奔赴上海，其中有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李少春、筱翠花、张君秋、刘连荣、袁世海、马富禄、叶盛章等。这一时期，发生过几次著名的空难，像戴笠、李世芳等名人皆因飞机失事而死。大家上飞机后，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忽然，飞机从半空中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垂直般地向地面坠落，大家的脸顿时全吓白了，李少春从座椅上摔了出去，在空中走了一个“抢背”，落在另一个椅子上，难道真要死无葬身之地吗？飞机下落了两千多英尺后，终于被控制住了。大难不死，梨园幸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连良在飞机上黯然神伤，心中既忐忑不安又无可奈何，这出师不利的兆头让他对茫茫的前路有了几分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这次离开故土京城以后，马连良就像一只有家难回的离群孤雁，在南天一隅无枝可依，徘徊游荡了四个多年头。

提起杜月笙，人人都知道他是###会的三巨头之一，而且后来者居上，多年稳坐上海“一哥”的交椅。他在“洗底”以后，行为做派处处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夏天天气炎热之时，也不愿除去长衫，因以年轻时身上的纹身为耻，不愿示人。他本人又是一名痴迷京戏的票友，戏院的生意只是他的九牛一毛，在他的戏院中演戏，院方多不与名伶夺利。因此北方的演员都愿意去上海，包银高而且守信誉。

他非常喜欢老生行当，最喜欢唱的是《四郎探母》里的“洋烟灰”（杨延辉）。一次他以悦声居士之名与章遏云合演“坐宫”，害怕“叫小番”时的噶调上不去，有手下献计：“老板自管唱，我自有办法。”等他在台上，水袖一翻，“叫小”两个刚出口，台下马仔登高一呼，彩声四起，把个“番”字全湮了。

除了票戏外，对须生演员一直比较关照。周信芳因办戏院亏了本，向他借钱，他对周说：“你什么时候还，怎么还，由你自己定。利息不必谈，数目如数给你。但我奉劝你，当你的‘角儿’好了，办戏院是另一门学问。”周信芳后来对杜的这番言论非常信服。

1931年他在“杜家祠堂”落成之际，约请余叔岩南下，余未能成行，杜表示深深的遗憾。而外界盛传，余叔岩高风亮节、铮铮铁骨，宁可不要上海“码头”，也不趋炎附势，把余的形象人为拔高。在舆论方面余叔岩大占上风，而杜则处于劣势。实际情况是余叔岩最后一次在沪演出时，在共舞台上座非常不理想，不俟期满，余叔岩“认栽”，打道回府了，可包银却提前收了。黄金荣对余说，照理应退还部分包银，但我不愿意这样办，下次来沪不管谁约你，唱完之后到我这儿来，补足欠下的日子。余自然同意。后来余叔岩得了肾病，身体虚弱，不惮远行做营业性演出，只能应付个别堂会。若南来上海唱了“杜祠”堂会，不补足共舞台的演出，就会失信于人。所以余不能南来，是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原因。对此杜从不对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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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7）

马连良在与陈慧琏结婚后，一直想把陈慧琏以前的两个孩子带回北京。他们和外公一起在上海生活，由于战乱，多次迁居，马连良夫妇寻找了多时都没有下落。后将此事拜托了上海戏院界的“大能人”孙兰亭，孙将此事又告诉了杜月笙，杜说：“一句闲话。”没过多久人就找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马连良的四子马崇政和次女马静敏。抗战爆发后，杜又帮忙马连良把儿子转移到大后方重庆去读书。

说起杜月笙对京剧的偏爱，不能不提1931年的“杜祠”和1947年的“杜寿”这两次南北名伶大汇演。特别是此次六十大寿的堂会演出，有“谋士”建议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地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的一些活动都写进去。杜对这件事极感兴趣。虽然有为其个人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