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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衡立刻将全副精力投入版权研究。然而，他手头上没有关于版权的任何资料，出版局没有，其他有关部门也没有。在首都图书馆，他在浩瀚书海中寻觅，竟查不到一本有关版权的图书。最后，他来到北京图书馆，翻遍了所有图书目录，这才在一个叫作“联合国组”的地方，翻到了《世界版权公约》英文版。联合国每年都赠送我们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摞在一起已有几吨重，上面落满了灰尘，显然没有任何人借阅。《世界版权公约》英文版就深深地埋藏在这几吨重的资料中。

中国把国际社会抛置一边的时候，同时也把版权彻底地遗弃。

其实，中国人对版权不该如此陌生。版权专家们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在古代就已经萌发了版权保护思想并实行了版权保护禁例。按照国际版权界的通行说法，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那么，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就应当是最早认识版权的国家。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两个最早的版权保护禁例，为这种推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它们分别是中国南宋时期留下的一方牌记和一则榜文。我们可以就此肯定地说，中国在那时候就已经出现版权保护，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地说，那时候的版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而是原始版权，其实质是封建官僚阶级垄断的版权。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该遗弃的文明（2）

现代版权保护的第一声春雷，是1710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即著名的《安娜女王法》，它标志着以作者权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现代版权保护制度的诞生。当时的欧洲，代表着新生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以版权为武器，向封建特权展开猛攻。版权革命的狂飙迅速席卷欧洲大陆。版权意识的觉醒，版权从封建王权向作者个人的回归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版权保护制度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智力作品的丰富又反过来促进这些国家版权保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版权立法在欧洲发达国家迅速普及，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几经修订。随着智力作品的世界性传播，建立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在著名作家雨果、左拉、狄更斯等的直接倡导和推动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9月在瑞士的伯尔尼市签订。它标志版权保护已经国际化。

当西方世界把版权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既遗弃了自宋代以来的中国原始版权保护传统，更拒绝西方世界现代版权保护的任何信息。他们自以为是中央之国的皇皇天朝，而外面的世界是不屑一顾的四夷。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三十年，中国人对近在咫尺的日本还仅有一个东海三仙山的模糊概念，而对将利爪伸向中国的葡萄牙还以为是英国殖民者编造出来的国家。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学东渐，一部分守旧势力仍然坚持闭关自守，惊呼“宁可不要科学的历法，也不要洋人！”然而，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还是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使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动摇。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慧眼独具，在被动挨打的时候，预感到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不可能永久孤立于世界之外。他们大声疾呼：“中国进入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英国归来的严复先生在带回那本著名的《天演论》的同时，也带回了欧洲国家的版权保护法律。他于1903年向清朝学部大臣上书，提出制止侵犯作者版权，保护著述译传的利益。这份奏折适应了当时由维新派和洋务派掀起的西学浪潮。由沈家本先生起草的《大清著作权律》于清王朝崩溃前夕的1910年颁布。这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比《安娜女王法》整整迟到了二百年！

《大清著作权律》在中国历史上仅仅是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此后半个多世纪，版权保护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制定过著作权法，但它们在山河破碎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版权保护虽曾被人一度提起，很快就被滚滚而来的革命风暴一扫而光。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9年，人们对版权还晕然无知的时候，惊异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