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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就这么口头定了下来。

在场的另外两个人也为两位教授的合作表示祝贺。

然而，到了1987年，两位教授走上法庭，展开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一场论战。

申诉是由周教授提出的。他说，自那“君子协定”立下之后，他将自己收藏的有关郑板桥的资料整理后寄给了卞教授，又将先后自其他几人处收集的有关郑板桥的不同资料交给卞教授，共计资料十二万多字、图片十二幅。此外，他还专门请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题写了“郑板桥研究资料”的书名。然而，此书以《郑板桥全集》的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后，他得知，署名只有卞教授一人。稿费在交纳税款后均由卞教授收取。

为此，周教授诉称，卞教授违背了共同编著的约定，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确认《郑板桥全集》的著作权为两人共有，并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稿酬。

卞教授则在答辩中针锋相对地说，他和周教授从来没有共同编著《郑板桥全集》的约定，周教授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此书的编辑工作，仅提供过两万余字的资料。他愿意给付周教授相应的劳务费，但著作权只能由自己一人享有。　。。

作者与作者（3）

法院经过调查认为，卞教授否定口头约定的存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法院倒是得到了另外的证据，一是1980年10月的那天晚上的两个在场者，他们作证确实存在卞、周两人的“君子协定”；二是1984年夏，卞教授曾在江苏美术出版社“扬州八怪丛书”出版编辑会上发言时称：我和启功、周教授通力合作编辑了《郑板桥全集》一书。《清代扬州画派研究集》、《美术研究》等刊物也曾对三人合作著书一事作过报道。

法院认为，这些证据相互吻合，互为印证，应当予以认定。周教授履行了口头约定的有关义务后，应当与卞教授共同享有此书的著作权。卞教授以自己一人署名出版系侵权行为。

同时，法院又认为，周教授提出曾交给卞教授资料十二万余字和图片十二幅，证据不足。经查证，其提洪的资料数应为五万八千字及图片四幅。鉴于卞教授已支付了该数量内的部分稿费，应支付剩余部分稿费一百六十元整。

卞教授对一审判决不服，又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法院同样认为，《郑板桥全集》的口头约定应予认定，卞教授否认口头约定的存在证据不足。因此维持了一审判决。

卞教授肯定对这种判决感到懊丧。但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当初不按著作权的精神订立合同呢？

《都市里的村庄》是最早引起著作权纠纷的电影之一。纠纷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部电影是创作作品，还是改编作品？

当秦培新在1981年的一天晚上坐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观看独幕话剧《第二小组》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部由梁星明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期间创作的剧目，以某女电焊工被评为劳动模范后受到讽刺打击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演出结束后，秦培新找到作者梁星明，表示了将《第二小组》改编成电影的意愿。梁星明对这位素有交往的老师并没有什么戒心，也根本没想到事后两个人会反目成仇，一道在一场社会风波中提高知名度。他把自己的剧本文稿交给了秦培新，这以后，又两次陪同秦培新到上海江南造船厂采访搜集素材。

随后，事情有了一系列的进展：1981年底，秦培新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都市里的村庄》电影剧本；1982年该剧本在《电影新时代》杂志上发表；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把该剧拍成电影公开放映。

但这一系列事情似乎都与原作者梁星明无关。电影字幕上没有他的署名，稿费也没有相应的那一份。

究竟《都市里的村庄》是谁的作品？

他与秦培新发生争执，随后就上了法院。

事实是明摆着的：《都市里的村庄》引用了《第二小组》的部分内容，其侧重反映劳动模范受孤立打击的故事线索和主题思想都与《第二小组》雷同，部分情节及台词也是从《第二小组》中原文引用的。因此可以认为，《都市里的村庄》是对《第二小组》的改编，这部电影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成果。如果这些看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秦培新的行为就构成了对梁星明著作权的侵害。

法院正是这样审理的。

它判决秦培新给付梁星明稿酬四百元。问题不仅仅在这四百元钱，如果给了这些钱，就等于承认了《都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