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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请张黎和徐沛东到大连来商量。

张黎先来了。

不久张黎又和徐沛东一起来了。

又过几天，王树忠到北京找他们两个。

反复商量是否买断，一直拿不定主意。

徐沛东劝王树忠：“不是我不为你们着想，正是为你们着想才劝你慎重。你花那么多钱，最后可能吃的是一颗苦果。你初生牛犊不怕虎，想干大事业，但你对这个市场可能还了解得不够啊！我可以保证只授权给你一家，但不能保证别人不盗版。让别人盗了版，市场遍地开花，你出了血本最后喝的只是一碗汤啊。”

徐沛东的话是经验之谈。

“对你的劝告，我表示感谢。”王树忠说：“不过，我还要想一想。我要是一次买断，等于是在音像市场的浊流中扔进一块大石头，有利于人们尊重版权，有利于音像业的整顿。当然，我也很害怕，弄不好就全砸了。”

正在王树忠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了！

大连音像出版社呈现一派喜悦而又紧张的气氛。大家拿到刊登有著作权法全文的报纸，逐条逐句地研究。这个法给了他们勇气。他们决心以这个法的精神来规矩自己，保护自己。王树忠说：“咱们是个新社，开始走什么路，就决定着今后走向哪里。我们要按照法律走正路。当一回出头鸟，让人枪打也不怕。咱们也有枪，这个枪就是著作权法。”

国内第一个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在草拟中。

这时候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国内许多音像出版社和一些地下制片人都来争。

大连音像出版社占有天时地利。《　辘轳·女人和井》的电视连续剧是大连拍的、电视剧的编剧是大连人。张黎和徐沛东是大连人。

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没有竞争实力。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局里拨给的开办费只有五万元，哪有什么钱在买版权上作大的投入？

这时候，各家出版社在喊价。

起初，大连出版社出价是三万元。

“我要告状！”（10）

但别的出版社一个劲把价格往上提。有的给十万元，有的给十五万元，接着又有人提出给二十万元。还有的提出按销售盒数计算，每销出一盒给词曲作者三角到四角，这就是说，如果能发行一百万盒，作者可以从中得到酬金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

这样的电话一个劲儿往徐沛东家里打。

当时王树忠正在徐沛东家里。徐沛东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谈这个事的，来电话的有南方的出版社，也有北方的出版社；有地上的，也有地下的。

徐沛东被大连音像出版社的真诚打动了。这个社虽然实力不强，出价不高，但他们决心按照著作权法的精神办事，给人一种信任感。

又是一个电话。

徐沛东又一次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请求：“这个版你们别再打主意了。大连的王社长正在我家里谈呢。我们给他了。”

王树忠也被徐沛东的真诚打动了：“我们社虽然没有家底，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版买下来。我们商量好了，出价是七万元。”

徐沛东还是替大连音像出版社担心：“出这么多钱，你保证能成功吗？全国还没有这种先例，往往说买断也买不断。”

王树忠信心十足地说：“我可以借助三种力量。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力量。国家版权局支持我们这样做，为我们出谋划策，鸣锣开道。广电部和新闻出版署也支持。二是法律的力量。我们手里有著作权法，专门请高级律师和法学专家作过研究，我们的协议将有法律效应。三是舆论的力量。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郑重声明，请记者作报道。舆论的力量能够把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结合起来，让胆大妄为的侵权者望而却步。风险确实有，但风险与机遇同在。我们要抓住机遇，承担风险。”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90年10月21日。北京小白鹅酒家二楼西餐厅。国内第一个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辘轳·　女人和井》著作权转让协议及授权书签字仪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举行。

签字仪式的气氛热烈而庄严。

除了大连音像出版社的同志和词曲作家张黎、徐沛东，还来了许多新闻记者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及法学家、律师。

一张雅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式两份的转让协议书。它打印着四首插曲的价格：七万元人民币；也注明着购买者所能得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