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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得以再版重印，要特别感谢阎晓宏同志。

这本书的首印是在1995年1月。当时使用的书名是《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作为系列丛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另外4部长篇。在全国著作权自愿登记的作品中，它们分别排在00001号到00005号。为此，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其收藏，新华社以《中国版权一号诞生》为题发了通稿，近百家报纸作了报道。首印一万套很快销完，3个月后第二次印刷了一万套。那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这些年我的工作不断转换，精力和兴趣已不在创作上，与出版领域越来越远，也与版权领域越来越远。回想起来，过去出版的十来本书曾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但快乐都在创作过程之中，一旦出版成书，快乐随之结束，就再也不想回头去看了。尽管它们在市场上可能还要需求，我从未提起过再版重印的事。

两年前的一天，接到晓宏同志一个电话。自从1997年我离开新闻出版署之后，我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过。他已由当年的副司长提升为司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成为国家最高版权管理机关的主要领导。电话里，他只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主管版权工作后，急需补充和丰富版权知识，为此翻阅了几乎所有的版权理论书籍，还请专家们给他推荐这方面的文章。一位老专家给他送去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安娜女王法》，一部是《走向伯尔尼》。《安娜女王法》是1710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标志着以作者权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现代版权制度的诞生，被誉为“现代版权保护的第一声春雷”。《走向伯尔尼》则是我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晓宏同志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这部作品，已经读过多遍，现在到各地讲授版权知识时，往往要引用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他还叹道，像这样的既专业又生动的大众版权读物实在太少了。

《走向伯尔尼》于1993年2月刊登在《当代》杂志上。作品真实的记述了中国版权立法的曲折历程，记述了中国知识群体的版权意识觉醒过程，发表后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于1994年获得“当代文学奖”。在我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园地里，它也是有特色的一枝。人们常常感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作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淡忘，但这部作品却在十几年中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至今，还通过一些网络的传播被人们阅读和引用。去年我曾将其中一些片断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竟然还有不小的点击率。也许，那位专家推荐给晓宏同志看的，就是从网上下载的吧。

后来与晓宏同志又有几次接触。每次见面，他都谈起这部作品，每次谈起，他都兴味甚浓。我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感受到他对国家版权保护工作的挚着，也感受到他对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尊重。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走向伯尔尼》出版一本书呢？我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还会有人看吗？他肯定地说，会有人看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会有市场需求。我说，那篇东西只有6万来字，出本书也嫌太薄了。他说，如果觉得篇幅不够，还可以加上一些插图，或者附上你写的其他有关版权问题的作品。他的这个提议使我兴奋起来，似乎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快乐，还有十几年前的年轻。

我确实还写过一些关于版权的作品，包括在杂志上连载过的《版权对话录》等，加在一起真的够一本书了。但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这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它其实就是在《走向伯尔尼》的基础上由中篇扩展为长篇的。与其整理出版一本新书，莫如将这本书再版重印。我把这个想法给晓宏说了。巧合的是，那天我把这本书送给晓宏的时候，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也在座。鲍社长当场表示，愿意将这本书再版重印。对书的发行，大家也有一定信心，认为它不仅适合于版权界阅读和培训，而且对整个知识界的觉醒和维权会有帮助，对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好的读物。

期望这本书再版后能够受到读者欢迎。感谢阎晓宏同志的推动和作序，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首印和再版，更感谢您——此刻正在翻阅这本书的朋友！

作者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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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后记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著作权法那一刻起，我似乎与著作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1990年9月7日，我作为一名记者，有幸旁听了委员们关于此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