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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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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1）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