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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爱玲此举，也令他无话可说，毕竟是等到他“灾星退了”，她才来信绝交的。

张爱玲随信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在胡兰成逃亡的两年当中，张爱玲一直都给他寄钱。现在是最后一次，还寄得这样多，这显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他放下信，心有些乱，就到屋后菜田边，在路上走了走，以平息自己。他想，张爱玲的这种“清坚决绝”也有道理，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了“雾数”里，也算是一种自卫吧。

此后，胡兰成虽还是如常写他的《山河岁月》，却免不了常常要唉声叹气。

他当然不会去找张爱玲，也不想再写信给她，但是又想，人之常情总还是要有，于是写了信给炎樱，有些话请炎樱转告。

这封信当然是有去无回——炎樱接到信，是一定要给张爱玲看的，而张爱玲也一定是不会理睬的，炎樱本人则不好有什么话说，因此也就无回音。

张爱玲毅然斩断关系，玩世不恭惯了的胡兰成也莫可奈何。他后来说张爱玲“临事心狠手辣”，大概就缘于此。

其实，张爱玲处理这个问题，既有原则，也有分寸，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以那些习惯于“大词”思维的人来看，她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胡兰成立刻拽去衙门“报官”，让他蹲入大牢。

——但这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来谈问题了，假如张爱玲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对她倒真的不好评价了！

她不是个有泪轻弹的人，但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哭了3次，这是因为被伤害得太深。

她一旦决心下定，就不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这是为了维护尊严。

胡兰成，渐行渐远了……

而这段乱世情缘，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真是一言难尽！

1947年后，她不再有任何的意态飞扬。她变得沉默，埋头独行，甚至连文风也开始转变——昔日的丰瞻华丽全收敛起来了，先转向平实，又转向枯瘦。

就个人际遇而言，她自小就向往的“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与她永远告别了。

她与胡兰成的交往，此后还有无法断绝的余音。

1949年，大江南北天翻地覆，胡兰成亲眼见解放军进入温州。此后，他仍在中学做他的教务长。

据他自己讲，1950年代初，他化名张嘉仪议论国事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由梁漱溟送抵毛泽东手中，梁漱溟还正式致函“张嘉仪”，邀他进京共襄国事。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5）

胡兰成竟然又做起了大梦，束装就命。在赴京途中，路过杭州、上海，都有停留。在上海时就住在熊剑东家。

他对张爱玲还是不能释怀，起了念头想去看看，“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尽到世俗人情，便最后一次登上了爱丁顿公寓六楼。

可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女人——张爱玲早就搬走了！

后来他改变了北上的主意，于3月底与当年在武汉共事的“司令”邹平凡等人离开上海，取道广州前往香港。

火车经过杭州时，他与范秀美匆匆见了最后一面。后来，胡兰成跑到日本，还给范秀美去过信。

到了香港后，胡兰成恢复本名。立刻打听到了小周的消息，原来小周已移居四川。他写了信去，得回信方知：小周当初被捕，仅两月就被释放，当时为情势所迫，一气之下嫁了原《大楚报》的一个李姓年轻编辑，两人同去了他四川老家。不想李编辑家中早有了正妻，小周大感沮丧，但已经生了孩子，是走是留，正在踌躇间。

接到胡兰成信后，小周大哭一场，回信说：“这回我是决意出走了。”胡兰成又写信并汇路费去，让她来香港相聚，但邮件都被退回，想是已经离开了四川。二人就此断了音信。

50年代初，胡兰成逃亡到日本，张爱玲也到了香港。其时，池田笃纪有事要去香港，胡兰成便托他去看望一下张爱玲，然而池田到港后，访而未遇，只好在张的寓所留下了胡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忽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张明信片，上无抬头，下无署名，只写着：“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此时张爱玲已去了美国，明信片是从美国寄出的。

《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最早的一部文集，收进了他在1939年为《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