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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如果你在世界杯决赛的前夜，缺乏一种特殊的压力和紧张感，那么很显然，你就不会对它留下太多的记忆。在你的脑子里，对于当时的事情、想法、自己说过的以及别人说过的话，将会留下很少的记忆。

但是，如果在我的面前有一架天平，让我选择多一些记忆还是多一些平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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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计划，但不要订得太多

正因为缺乏记忆，所以我的所有比赛的前夕都变得相似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相互混合在了一起。

我的第一场比赛，第一场职业比赛，第一场甲级联赛，第一场国际比赛。从我刚开始做裁判起（那时候我才17岁）一直到现在，我就从来没有计划过这样的一点一滴的进步。事实上，我是喜欢给未来制订一些目标的，但是我不会想得太远。这是因为，我喜欢变化，喜欢那种出乎意料的突然变向，喜欢在生活中接受新的挑战，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挑战。我从来不会制订很远的目标，这是因为我知道，我喜欢变化，变化对我的吸引力将有可能使我从正确的信念中分心。另一方面，尽管我不是一个星座学爱好者，但我也知道，对于我这种水瓶星座的人来说，喜欢变化是我们的一种典型的性格特征。

当我开始在高级裁判层中露面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把执法世界杯决赛定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如果某些事情的成功，不是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那么你就不能把它定为一个目标。

在动身去日本之前，他们问我：“你对本届世界杯的期望是什么？”我回答说，一个裁判员，不应该期望从比赛里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是因为，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期望。裁判员的角色，就是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去做好比赛的裁判。不管是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还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他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力争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或许，他可以参加两场比赛，或许可能会更多，甚至于会执法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这些都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事情。

是的，这不完全取决于你。你是应该把事情做好，但是你无法去决定别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做得已经足够好了，但是，光是做得好是没有用的，你还必须获得额外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本国的国家队必须要遭到淘汰。即使你做得再好，只要你的国家队不停地继续往前走，你就会被“淘汰”。

我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有一次，是在2000年比利时对荷兰欧洲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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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

在法国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很受器重，但是人们还是认为，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入选世界杯的其他裁判而言，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裁判。比方说，马里奥·范德尔恩德、马克·巴塔、基姆·米尔顿·尼尔森、何塞·玛莉亚·加西亚·阿兰德、休·达拉斯，这些裁判员的国际比赛经验都远远超过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的年龄大，而是因为在一些北欧国家，人们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国际裁判。比如基姆·米尔顿·尼尔森，尽管他还比我小几个月，但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国际裁判了，当时他只有28岁，这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我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两场重要的比赛。第一场是荷兰对比利时，这是一场广为人知的德比大战，也是一场困难的、棘手的比赛。接下来的第二场比赛是法国对丹麦。后来，意大利队打进了四强，因此所有的意大利籍国际裁判全部失去了执法的资格。

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已经知道了这条规定，但是当我知道自己确实要提前回家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相当的失望。就像人们常说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最后一个死。当时住在我隔壁的是马克·巴塔，他是法国人，因此他的消息肯定是准确的。在任命名单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我就已经看见他在收拾行李了，这让我的希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遗憾。我只有安慰自己说，我在比赛中的表现是很不错的，最后阶段没有能够留下来，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意大利国家队取得了好的成绩。

到了2000年欧洲杯，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最值得信赖的裁判员。我先是为荷兰对捷克的比赛做了裁判，后来又执法了一场很困难的比赛，其原因是公共秩序的混乱，也就是那一场淘汰赛阶段德国对英格兰的比赛。接下来的一场，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