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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家的心。在第一批复查的名单里，就有上海的莫家还有江蓝沁。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陈老总对这个巾帼女英雄记忆犹新。江蓝沁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在家乡接到恢复名誉通知的江蓝沁，并没有太激动，更没有答应回上海去。在家乡度过了近一年时间的江蓝沁，越来越觉得这里才是最适合大家生活的地方。每天一早，莫嘉强带着弟弟妹妹们出去跑步锻炼。回来吃完早饭后，莫嘉强去粮店开门。莫嘉强是粮店的临时工，但也是最上心的一个，每天来的最早走得最晚，工作时又仔细又认真。莫嘉丽改名为江嘉丽之后，认认真真地当她的代课老师。孩子们都喜欢这个打扮有点洋气，但是没有架子的江老师。江蓝沁的收购点工作也很忙碌，每天的生意排到晚上，天不黑几乎不能收工。经常敲敲打打的莫重潜虽然依然不太清醒，但是不再犯病困扰大家。这一切都已经适应了，不想改变。

江蓝沁更有一份担心，她总觉得不放心。她怕上面的政策再变，他们回到上海后，不就更会有问题了吗？她相信政府是好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对商人的态度令江蓝沁有点心神不宁。所以她决定不回上海。

江蓝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刚刚恢复名誉，莫家的孩子刚改回姓莫。莫嘉强成为了粮站正式职工，莫嘉丽成为了正式教师。二儿子莫嘉祥也要去公社上班了。江蓝沁的收购点成为了国营的，江蓝沁成为收购点的组长，莫重潜为副组长不久，运动又来了。

江蓝沁一家人不再是什么民族资本家了，也不是大资本家，不是富农，而是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血的阶级敌人。莫嘉强被粮店开除，莫嘉丽被剥夺教书资格，莫嘉祥由一个社员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江蓝沁夫妻更是天天被拉出来游街，成为大家声讨的主要对象。

当时游街可需要“行头”，江蓝沁要身穿旗袍，面上抹胭脂。莫重潜要穿上地主长衫，带上瓜皮帽，打扮成一个旧社会的地主。谁会想到莫重潜还是第一次穿这种衣服，平时他根本就见也不能见到这种老古董。莫宝根因为残疾，所以允许江蓝沁夫妻拉着莫宝根所坐的轮椅上街。

由于平时大家都和江蓝沁一家关系不错，大家都受过江蓝沁的恩惠和帮助，镇上的小孩子又是莫嘉丽的学生，所以江蓝沁一家说是游街，其实没有多少人打骂他们。就是押解他们的民兵，还有干部也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江蓝沁是一个女人，莫重潜是一个疯子，莫宝根是一个残疾，这种人不但没有危害大家的本事，更是一些可怜人，所以他们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此后的十多年里，反反复复。几乎是年年有变化，但是江蓝沁一家人也适应了。镇上的人也习惯这一家人，一些孩子更是喜欢跟在江蓝沁身后。江蓝沁不但为人和善，而且说话风趣，时常教大家一些小窍门。小孩子们在她身上学会了许多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都时常暗中帮助江蓝沁一家。他们的孩子也继续跟着江蓝沁，大人们不但没有阻拦，而且暗中鼓励孩子。江蓝沁成为了镇上独特的孩子王，一个流动幼儿园园长。

最令孩子们津津乐道的是江蓝沁的“高帽子”。“高帽子”是运动的产物，每次开批斗会的时候，要江蓝沁一家人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台上接受大家的批判。纸做的“高帽子”不但不结实，而且很容易出事。后来江蓝沁给孩子们讲起“高帽子”的时候，总喜欢说一个笑话。说一个老地主被批斗，要戴“高帽子”，可是“高帽子”不是预备好的，要地主自己带过来。老地主第一次用一张牛皮纸做了一顶“高帽子”。大会主持人却说他“牛皮灯笼牛哄哄”。第二次老地主用几张报纸做了一顶“高帽子”，大会主持人批评他，用伟大领导的革命报纸做“高帽子”，简直是不把革命者放在眼里。第三次老地主用纸盒子做“高帽子”，主持人又指责老地主“反革命”。因为纸盒上有宣传口号，老地主不但用了而且倒着糊在帽子上。从此不用老地主戴“高帽子”了，因为老地主不用游斗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久，被秘密枪毙了。

当孩子们问起江蓝沁，当时江蓝沁一家人是怎么戴“高帽子”的时候，江蓝沁神秘地说这是一个秘密。其实这一点并不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在大家的帮助下，江蓝沁一家人的“高帽子”不但按时按量完成，而且不会给人任何把柄。当时大家没收了一个外国人在家乡的店铺，在这家关闭多年的店铺里，大家发现了一大批大鼻子洋人的海报。大家就用海报做了十几顶的“高帽子”，不但结实耐用而且看上去还可以。江蓝沁一家人就是用这种“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