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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天天做着自己规定的功课：晨起打坐一个时辰，然后读佛经，中午午睡一个时辰，下午撰写参禅心得，夜晚临睡前再打坐一个时辰，中间穿插一些诸如莳花、练字等项目作为调剂。他戒掉了烟酒荤腥，一日三餐素食粗茶。他常常陶醉在这种自我营造的氛围中，觉得无思无虑的日子真是过得无忧无愁，倘若普天之下的人都这样皈依了禅门，则一切纠纷、争斗不就自然而然地止息了吗？

白天如此悠闲自在，但夜半的梦寐却常常将他带回过去的年月：乙未年慷慨悲愤的公车上书，东洲小岛上湘绮师授课时的炯炯目光，扶桑国寓所留日学生对救国方略的激烈争论，改朝换代那些日子里的南北奔波，总是或断或续或隐或显地出现在眼前。每当这时，他不得不披衣而起，或枯坐床头，或游弋庭院，在夜风吹拂中，在星光注视下，他感到孤独，惆怅、痛苦、茫然，有时甚至会生发出无端的恐惧。次日早晨打坐时，则往往会心猿意马，难以安定。是修炼功夫尚未达到泯灭一切的程度，还是无我宗其实也不能真正地做到无我呢？白天与中宵间的两极反差，使这位先前的帝王学传人、今日的佛门居士，陷于不能解脱的困境。

一天午后，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杨度没有料到，来者竟是分别多年的胞弟重子。仿佛空谷足音似的，离群索居的虎陀禅师欣慰不已。兄弟俩对面而坐，一杯清茶聊起了家常。

这些年来，杨钧一家一直住在省城长沙。尽管世局风云激荡，变幻莫测，湖南境内兵连祸接，杨钧却不闻不问，潜心于他的艺术世界中。天赋的灵慧，加之持久的勤奋，使他获得了旁人难以企望的成就。他的绘画治印，声名卓著，即使时处乱世，登门来求印画者仍络绎不绝。杨钧便靠着这个收入来养家糊口。空闲时，夫人尹氏也会画上几笔梅花兰草。老岳丈尹伯和先生一月之中，总会从乡下来长沙住上十天八天的，与女婿切磋绘事技艺。一家人在对艺术美的追求中清贫而和乐地生活着。

杨钧为人随和、热情，朋友们都喜欢到他家坐坐，聊聊天，走动得较勤的几个好友中有一个便是齐白石。

“哥，齐白石来北京卖画已经三四年了，你见过他吗？”

“什么，齐白石到北京来了三四年？”杨度颇为惊讶。“我怎么从没听人说起过？”

杨钧笑道：“妈说你这几年已成佛了，俗世的事都不过问。我一直不相信、看来倒是真的。”

“那我们去看看他，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住在法源寺。我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来看看他在北京的卖画情况究竟如何。若是好的话，我也将白心印画社搬到北京来。”

从小和大哥很亲热，把大哥当作师长、榜样尊敬的胞弟，来北京主要不是为看大哥，而是为了看齐白石，杨度在欣喜之余，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来。

第二天上午，兄弟俩一起来到法源寺。

前些年，寄禅法师挂单这里的时候，杨度常来法源寺与他谈诗论禅。寄禅圆寂后，他的弟子道阶亲自护送骨灰到浙江天童寺安葬。道阶被天童寺僧众挽留，做了该寺的住持。道阶不在，法源寺再无熟人，杨度也就不来了。

几年不见，法源寺显得冷落了。来到寺门，打听到现在的住持竟然就是当年碧云寺的演珠上人，杨度为之一喜。

他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和曾广钧、夏寿田一起在碧云寺里数罗汉、讲湘绮师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喜欢吟诗的演珠对他们招待得很是殷勤。第二天临别时还拿出纸笔来恭请他们留诗作为纪念。二十多年光阴，弹指之间便过去了，当年罗汉的预示却并未兑现，这虽是遗憾事，但故人重逢，自己这几年又走上礼佛之路，无论是叙旧，还是谈今，都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见见面应是乐事。杨度暂不去齐白石处，带着弟弟先去方丈室拜见住持演珠。

演珠已过了古稀之年，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砾。杨度很高兴地与他打招呼：“演珠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不料，演珠却对面前这个身着布衣的清瘦俗客摇了摇头。

“我就是二十多年前与曾重伯翰林一起游碧云寺的杨度杨皙子呀！当时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夏寿田，戊戌科的榜眼公。”杨度竭力唤起演珠的记忆。

“哦，哦，我记起来了，原来你就是杨度。”

杨度满以为演珠认出了旧友之后，会像当年一样对他热情备至。谁知演珠并无特别表示，平平淡淡地说：“你们坐吧！”

演珠的冷淡，出乎杨度的意外，他拉着弟弟一起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