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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对。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是由众小国而合为大国，见之美国、英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都是这样。孔子大一统之义，正是为此而发。泰西各国，其大政皆为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这是最善之法。而中国却相反，大事如海军，则南北洋各自为政，一小小的盗案却要送到朝廷去审定，这真是笑话。中国的法律若不整顿，不徒复为十八国，甚至有可能变成四万万国，国家权力之失，莫过于此。朝廷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责之于督抚州县，希望一省一县自己去治理。”

蔡艮寅点头说：“梁先生是说这是朝廷无奈之法，我懂了。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孔子讥世卿制，以为它导致民权不伸，君权不伸。自秦以后废世卿而行选举之制，二权略伸，这是孔子的功劳，但流弊无穷，假使易之以泰西议院之制，则可能尽善尽美。请问梁先生，是这样的吗？”

粱启超微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说孔子讥世卿主选举，使君权民权略伸，但有流弊，这话就不对。凡行一制度，必须全盘实行才可，仅取其一二则不可。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怎么可以得到人才呢？至于议院之法，不必尽向西方求教，孔子在当时便已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见之于《　春秋　》者指不胜屈，你可将《　春秋　》好好读通。”

蔡艮寅说：“梁先生的指教我明白了。还有一事我想请问。《　春秋　》一书非改制之书，而是用制之书。如视其书为改制之书，视其人为改制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孔子修《　春秋　》乃为鉴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故孔子说，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知我者，是知其为用制非改制，知其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罪我者，是罪其为改制非用制，为自用自专之人。梁先生，学生对《　春秋　》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

梁启超略作思考后说：“你的这番议论似是而非。大约《　春秋　》所说的制度有四种：一为周之旧制，一为三代之制，一为当时列国所沿用之旧制，一为孔子自制之制。就拿你刚才提出的讥世卿一条来说，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至于讥世卿而主选举，乃孔子所改之制。光从这个例子来看，就不能说孔子非改制之人。按照你的认识，似乎改制为可罪，这是极守旧的观念。凡制度，无所谓不能改变的。泰西人时时改制，故而强盛，中国人则终古不改，故而弱弊。本来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一日之安宁都不可得。因时改制，正是孔子的功德之处，也是《　春秋　》一书的精义所在。你可再读读南海先生的《　孔子改制考　》。”

师生二人说得正兴浓，仆役进来报告：“学台大人来访。”

梁启超起身说：“松坡，你今天提的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好学深思，乃是求取真知的好途径。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你有什么疑问，随时来找我讨论。”

“谢谢梁先生。”蔡艮寅恭恭敬敬地向他最为敬慕的老师鞠了一躬，捧着札记簿出了门。

江标奉调进京在总署章京任上行走，特为来时务学堂向大家告别。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陪着他进了大门，正好与梁启超碰上，便一起走进了梁启超的备课室。

江标深情地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我真不愿意离开长沙，离开你们和时务学堂，这几个月是我三十七年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岁月。”

梁启超也动情地说：“来长沙这段日子，得到学台大人的处处照顾，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熊希龄也说：“时务学堂能有今天的兴旺，多亏了江学台和陈抚台等人的大力支助。”

江标说：“维新事业还才刚刚发轫，你们都只有二十几岁，真正是少年英才，振兴大清的伟业，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熊希龄说：“我们尚年轻不更世事，大人正当盛年，圣眷优渥，此去京师位居要津，大人一定会为维新变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标笑着说：“我们一起为国家出力吧！”

仆役进献香茶，大家边喝茶边闲聊。江标看到梁启超桌上摆着一个一尺余长六寸余宽的大菊花石砚，双手托起，但见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