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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只阅片段，或开头一段，便即开骂；本来不学，但一见所未见，有违“常识”，顿时贡慢自高，只觉真理在手；甚至谬称对方为愤青、五毛者，可是不少。）

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运作（不论古代、当代）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淘汰和平日运作。我在采访中谈的重心只在后者，而非前者。

但我坚信，在“选择”这一步，即大多数人所看重的“投票”，以此挑选领导人，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民主救不了中国”即指此说（请把这句话按字面再读一遍），各位“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不妨等等看，我想都是能看到的。

对于后者，即日常运作，我以为也不能依靠民主。盖“国家大政”太过专业（特别是十八世纪开始现代化以来），一般人不易了解，也未必能费心了解。比如我的弟子研究生学习几年，对乾隆朝的“垦政”、“农政”乃至“粮政”，还常常误读；其他经济史同学也未必看重我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上打通三百年的文章，遑论其他？所以我说，有一天，“天下有道”，孔夫子说，“则庶人不议”（他老人家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就回家待着去，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世人皆以民主对应专制，以为今日不管是啥，将来必入民主，——批评者多没注意，我所说的皆非当下，而是将来，——将来可能既非专制，也非民主，难道没有别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这些话可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说起罢了（或说者太少），所以“耸人听闻”，也是正常的吧。但说我是为“出风头”，我却不敢承认。我讨论有关问题，已有不短时间，各位可以查阅。当老师三十余年，所以说了又说，若不喜欢，就看做“职业病”吧。

夜读王阳明，先生曾说：“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毁其……诋其……有嫉……有恶……者。虽子路尚不能无疑其所见。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说，所谓“格物”者，“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传习录》）。每日写一点文字，讲明义理，大约也是如此。

书此明志。

回归传统和再建道统

就我的访谈视频，有朋友写信来说：您这个专题很火暴啊，目前为止最火暴的专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山呼海啸来骂您。真应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还有朋友说：“‘标题党’们基本没看人口负担，经济剥削，直接就看不是专制了。话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平心静气的看历史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三大误读”一起谈的后果吧。可经济（租佃）、社会（人口）、政治（专制），一次谈出，也许能较全面的说出我的见解，它们对所谓“再建道统”，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经说：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国朋友柯乐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政治之外）中国人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转变中的中国》，参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则在《中国的地权及农村的生产条件》中引述一位约翰森先生的话说：我得知，耕种者拥有土地的约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这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而与一般说法大相径庭）。

以上只是读史偶得，随手拈来，说说而已。中国古代肯定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洗衣机（将来存下这一部分并非没有可能）。中国古代一样不认真统计耕地、人口（中华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