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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42）。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43）。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44）。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45），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46）。清人自十八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47）。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48）。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49）。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50）？而在那一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一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51）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分析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