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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皇帝在乾隆六年，就恢复了木兰秋狝。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因此，其绝对巡幸时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皇帝秉政全部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西方传教士则把它称为清朝的“夏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说清人从东北入关，有三个中心，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留都；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陪都；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是首都。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夏牧场和冬窝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清朝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其目的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二是抚绥蒙古，受其朝觐，固其盟好。（14）

为了磨砺自己和满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成为一个绝好的场所。（15）每届秋狝季节，皇帝总是亲自率领八旗子弟行围较猎，并“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16）还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奖惩。如乾隆十七年七月作出规定，将从此次扈从行围的八旗兵丁中选拔骑射较优者充任前锋、护军、前锋校、护军校；（17）乾隆十八年九月秋狝中，因为扈从行围的领侍卫内大臣公丰安、侍卫班领副都统扬桑阿、随从侍卫侯田国恩、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等“畏缩不前”，“不能骑射”，分别予以“削爵革职，令其效力赎罪”。（18）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决定明年巡幸北边索约勒济。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上谕：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朕功。岂非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

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勒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罗斯接界。一似轻车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此语尤为笑柄。折内又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19）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谕议政大臣等：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益。汉官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上谕：不啻此也，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唯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20）

九月，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内载皇考谕旨：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粉饰。上谕：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2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谕：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今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如朕已逾六旬，仍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22）

显然，把汉人、满人视为两个素质与作用完全不同的政治集团。一优一劣，不问可知。

秋狝的三项主要活动是：小围（围而不合）、合围和哨鹿。通过“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悉骑射，不致废弛”。（23）并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于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等处，“俾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24）

除行围外，每年在避暑山庄还举行宴塞，即与蒙古王公一起饮宴，并表演“宴塞四事”，如“诈马”（驯马）、“什榜”（奏蒙古乐）等。军机章京赵翼四次扈从木兰，据他所记：“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25）显然就带有更强的政治性质了。

从乾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