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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十二辑。
(38)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谕。
(39)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谕。
(40)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谕。
(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时军机章京赵翼记云:“尹文端(继善)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傅恒)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簷曝杂记》,卷2,《傅文忠公爱才》)。
(4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
(43)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是月。
(44)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上谕: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该督抚等身任地方,每日随行,岂竟一无所闻?而皆置之不问,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跸所至尚尔如此,则平时之玩忽从事更不可问矣。
(45)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谕。
(46) 起初,阿睦尔撒纳率众来归,皇上虽认为他“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却又因其“乃最要之人(在四卫拉特中,其掌握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于热河入觐时,阿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因“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遂封其为亲王,令率领北路大军前锋,弃清军上三旗纛帜不用,仍用“旧纛”(此已不当)。果然,军马“如入无人之境”,“未折一矢,诸部争迎,伊犁悉定”,封双亲王。随后,阿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意,与清廷善后方案意见不一,六月即令班第可“便宜从事”,六月底,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密令班第等,如阿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复因事机不密,遂致脱逃。但阿逆始终不能与清军小股部队相抗,其非“预谋叛乱”可知矣。至于潜逃之直接动因,据其自述系“遵旨入觐,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不得已潜避”。与其部众言: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境如躯牛羊,大丈夫安肯延颈待戮?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00页)。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请其代奏。及额驸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恐入觐得祸,遂叛走(《皇朝武功纪盛》2;《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屡次被参,“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5页)。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处参考引用。
(54)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