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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