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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表明真实。上述两条，不正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以及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已和过去不同，不是一般同志朋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

不过，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的转折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毛泽东和一些朋友熟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关系，表面看来变化还不十分明显。整个环境是喜庆祥和的，人们关系即便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这也可以用一些故事来说明。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是：1949年秋，即共和国成立前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中国共产党之邀，从香港绕道东北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哈尔滨，他听到人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即感到有点别扭。心想：共产党成立之前，更不用说取得政权之，中国不是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吗，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他认为应该在“中国”之前加一定语“新”，即“新中国”，这样既表现了热爱之情，又比较准确。没想到这意见很快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待章乃器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对他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章乃器一听，热血上涌，感到意外的惊喜：“共产党真了不起！在车上随便说说，竟这么快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立即采纳了！”后来，全国传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另一件事是195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将军（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到中南海颐年堂住处议事，谈有关治理淮河问题。三人谈了一会儿水利建设方面的话题后，毛泽东拿出写有“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条幅征求邵、傅二人意见，问“提法是否得当？”邵力子直言不讳，就说：“主席，您看是不是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改动一字，改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想了一下，爽朗地大笑，说：“好，改得好！一字值千金。”又转脸问傅作义：“傅将军的意下呢？”傅作义回答说：“‘修’比‘治’的含义深。”毛泽东便笑着说：“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提笔挥毫把“治”字圈去，改写为“修”字。后来传出毛泽东的题词就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也说明此时毛泽东虚心平等的心态。

这些故事说明建国伊始，跟着共产党奋斗多年，真正是和共产党同甘共苦的知识分子，眼见自己追求的民主共和国呱呱诞生，心情是十分地畅快。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是国家主人，不像之前所谓“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下，名为“民国”，实仍“帝国”（虽无皇帝名义，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实为一人独裁），不过皆为“臣民”。因此，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如鱼在水了。毛泽东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号令全国，但也平等谦和，看不出有君临一切的气势和作风。知识分子对此当然是感到无尚欣然幸然，作为全国最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是毛泽东多年好友的郭沫若当时更是如此。还有一个与郭沫若有关的故事，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势：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初，时已年届耄耋的着名画家齐白石因为和毛泽东是同乡，又受湘潭老乡之托，给毛泽东呈上一信，以表崇敬与热爱。毛泽东很快写了回信，这是齐白石万万没料到的。不久，毛泽东又让也是老乡的着名人士章士钊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齐府看望齐白石，转达毛泽东以“老乡”的身份，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会面，赏花，吃饭。齐白石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齐白石应邀赴中南海，时值园中两株三丈高的海棠花开正盛。毛泽东亲切地请齐白石品菜吃糕点﹑糖果，并与齐白石交谈。因两人同是湘潭人，谈起来格外亲切。两人从家乡的山水，风俗，相识友人的往事，绘画艺术上的继承创新以及老人生活和家里的情况等等，一谈就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毛泽东留齐白石共进晚餐，由朱德副主席作陪，并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家乡菜孝敬老人。齐白石从中南海作客回来，为了表示回报毛泽东的感情招待，精心选出两方名贵的寿山石章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毛泽东”朱、白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托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方印章，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宣纸上有画，认真一看，还是一张很有气势和意境的画，立即让秘书将画裱好保存起来。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还特地请郭沫若作陪。毛泽东请郭沫若作陪，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