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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并不是把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同看法的争论看作是属于学术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他是把《文艺报》编者按语所表露出的倾向，看作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他在事先审阅袁水拍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为袁文加上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人讨论，甚至不容人置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11月10日刊载署名黎元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时，又指出《文艺报》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对此，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自然是吓坏了。他赶快检查，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

然而，这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完全是轻描淡写，与他定的调子相距太远！所以他在看了冯雪峰的检讨后，立即在文章旁边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显然，冯雪峰的检查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是过不了关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统一部署，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传达、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意见精神，以其为准，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检查。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于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扩大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部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火力甚猛、调子极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文艺报》的错误。在这篇报告中，也把与胡风文艺观点的分歧提到议事日程，为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点”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且确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批判；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联席会议并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九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

于是，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而开始的对于胡适派的批判，就从文学艺术界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又一场波及整个文化思想战线的大批判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说，3年前开展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还只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和一部文艺作品；这一次由李、蓝两位青年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引发的对于整个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涉及的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前一次批判。与此同时，前一次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不过相比之下，那次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多少显得有点零星松散；而这一次对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则自上而下，层层开会布置动员，显得更有组织性和集体性。还有，从批判的时间来说，上一次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也不过三个来月；这一次的时间，从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发起挑战算起，到1955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