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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海洋一样广阔如海洋一样丰富的“大跃进民歌”，郭沫若当然地更是极为兴奋。且不说他十分清楚，大跃进民歌是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由大跃进民歌作出了实践的印证。而且，他尤其作为一个诗人，并且是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如此空前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他怎能不雀跃，不激动！

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郭沫若亲自率领文艺家到张家口专区参观访问，深入到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地体验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也写了好多首大跃进民歌一样的诗作，用典型的大跃进的词语做了一个总题《遍地皆诗写不赢》。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和《长春行》等，诗中甚至不乏诸如“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一类不但内容虚假浮夸而且诗句粗糙乏味的所谓“诗句”。后来，他又和周扬在全国大跃进民歌的基础上，合作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他在这本歌谣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大跃进民歌作了极高的评价。说：

……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永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这是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中国人民的欢乐之歌，勇敢之歌。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历史将要证明，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赞叹道：

6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

同时，他还就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

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

现在，“大跃进”的年代和“大跃进民歌”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对于“大跃进”的主观愿望以及勇于奋斗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杀，对于“大跃进民歌”也要一分为二，分清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扬弃其虚假浮夸的成分。但事实表明，大跃进对全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主观主义盛行对于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这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太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用狂热和虚夸来取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应以为鉴的。

●二、“毛泽东的第一解诗人”

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也更显密切的是对于他们自己诗作的切磋琢磨。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诗人。诗，为他们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础。

他们在一起交谈诗学，切磋诗艺；在诗学中论时事，谈社会，又在人生万象和世间哲理中寻找和发掘艺术真谛，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琢磨、诠释和讲解。

这一切，也为政界和文艺界留下了趣谈和佳话。

前已说过，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是他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发表的时间是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发表是根据传抄，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诗既刊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围绕这一首词，各种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郭沫若针对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恶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着文给予正确阐释，并且用该词原韵填词二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应该说，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创作艺术的海洋里（但当时也是在政治的风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并有他给该刊主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