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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命《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这一讲话。

《光明日报》哪敢怠慢，也立即与留京的郭沫若的秘书戎笙取得联系。

按照规矩，戎笙不敢作主。他表示需请示郭沫若本人同意方能发表，而目前他在外地，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后再说。

《光明日报》的编辑感到很为难，说是康生的紧急指示，要求早日见报，等不及了。他们只好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借来记录稿，自己动手加以整理。

可能对未经郭沫若同意就发表他的讲话这样的大事，《光明日报》也怕负责，便将郭沫若的讲话稿送进了中南海，摆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的眼睛一亮。他老人家此时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文化人的支持。他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就这样，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这一讲话。编者还为它拟了个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月5日，《人民日报》也照样刊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这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讲话见报，不只是起到“文化批判”的信号弹作用，甚至也起到“批判文化”的炮弹作用。一些文化人读后不仅是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惶恐不安：既然郭沫若是我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是国内文化人的带头羊，他都表示过去所作所为不对，所写的东西要全部烧掉，别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郭沫若这篇讲话的发表，影响还不仅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说，一些友好国家友好人士一时也大惑不解。许多日本友好人士就要求到中国来面访郭沫若，想问问他此话当真，是何用意？

随之而来的是也招来许多对郭沫若的诟骂声：

“郭沫若投机。”

“郭沫若老滑头。”

“郭沫若自保，让大家受罪！”

……郭沫若一时有口难言。不过，他耳朵一向重听，他也听不见那许多骂声。

紧接着，5月1日晚一道急电，郭沫若又被召回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对于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

当时郭沫若正在成都、攀枝花等地参观访问，还准备回沙湾老家与兄弟姐妹团聚。他只好中断旅行，紧急赴命。

由于多年的交往，郭沫若对毛泽东一直是完全信任，无限尊敬的。现在，当他列身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毛泽东本人未出席这次会议，但郭沫若知道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参加如此重要问题和文件的讨论，显然有毛泽东的意图和信任。因此，他除了完全拥护完全赞成，不可能有其他别的什么表示。

其实，当时还真轮不上郭沫若怎样表态，他不过是被邀列席的属于“扩大”的一份子。就是那些正儿八经的政治局成员又怎么样，他们除了“积极讨论”，“完全拥护完全赞成”外，又还能怎么样呢？

《五·一六通知》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其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而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从批判彭真等人草拟的《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它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一些基本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通知》之中。

毛泽东亲自为《通知》作了修改和大段补充。例如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