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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