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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３０００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

“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３０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７０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８００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Ａ·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９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