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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